皮特凯恩岛

瓦尔登湖的春天不崩溃


□ 江晓原   ■ 刘 兵

□本文的这个标题,我几个月前就已经想好了,听说过的人都觉得很吸引人。这个带有浓厚“拼贴”色彩的标题,也意味着我们这次要在本专栏中尝试新的路数——不局限于同一个人的著作,而是将某几种在思想脉络上有内在联系的书放在一起讨论。

  《瓦尔登湖》(Walden)作为名著我当然久闻其名,自然也将其书收入书斋,但是近来仔细读了,却有许多“后现代”的反科学主义联想。

  梭罗(HenryDavidThoreau,~)生活在19世纪,《瓦尔登湖》初版于年。那个时代,正是现代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科学技术和学者及公众正处在蜜月期,当时几乎每一个有知识的人都倾心投身于科学技术的怀抱——或者说是“张开怀抱迎接科学技术”。可是在那个时候,梭罗的行止却显得像是一个十足的怪人。

  爱默生写过一篇《梭罗小传》,用平实而优美的散文描绘了梭罗的生平。其中有些句子居然仿佛司马迁刻画人物的风格,例如:“他宁愿减少他日常的需要”、“他发现博士中流行谦恭礼貌,便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知道幻想的价值,它能够提高人生,安慰人生”……,诸如此类。在爱默生笔下,梭罗有点像一个在家乡附近的流浪汉——他是一个亲近大自然、愿意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旅行者,他有着足够的谋生技能,却不愿意利用这些技能去积累财富,也拒绝利用这些技能去换取奢华富足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我们现在梦寐以求的所谓“现代化生活”。

■ 也许,脑子里有什么样的理论背景,就会看到什么东西。所以,你在梭罗的书中,看到了,或者说,看的时候就联想到了“后现代”的反科学主义。其实,在19世纪,谈论反科学,至少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而那时虽然也可以说是现代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但其巨大的威力,却远远没有像今天那样得以充分显示。

  我觉得,像《瓦尔登湖》这样的书,也许是表达了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自觉的对于质朴的生活的追求,但却只有在今天,在“现代化”的生活已经难以逃避之后,与现代化的生活相对应,才更会反衬出那种追求质朴、宁静的生活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之下,我们才会从《瓦尔登湖》中看出更多的内容,也才会有你那些联想。不过,一部书,无论它在被写作时作者是如何构想,似乎只有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读者那里,能够带来更多联想的增生,才具有了经典的价值,才会让人们去不断的阅读。

  当然,尽管有前面的想法,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梭罗的先见之明。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有先见之明的,往往并不是“大多数”人,而只是少数的“智者”。当那些“智者”也许只是以并不足够清晰的方式质朴地讲述的思想,在以后的时代,甚至以作者本人也许都不曾明确预见的后续事件发生之后,经过后人在新的语境下的新解说、新思考,才让那些隐藏的意义呈现出来。

  不知我这样想,是不是又有些极端。当然,我觉得,这种事后阐发的说法,绝不有损于先辈伟大作家。

□ 我完全同意你的上述看法。事实上,经典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被人阅读,就是因为每个时代的阅读者都可以从中读出新意义来,能够不断赋予被读作品以新的意义。

  其实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时间并不长,但无论到哪里,他都坚持要过一种质朴的生活。前不久我恰好对“中国人过绿色生活”的话题发表过一点看法,甚至还到嵩山少林寺以此为题作了一次演讲。现在想来,其实梭罗过的生活,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不折不扣的绿色生活。

  但是梭罗过的生活,即使在19世纪初中叶的当时,也已经显露出某种“反现代化”的倾向或色彩,尽管他自己和他的同时代人也许并未“凝练”出这样的主题。

  从《瓦尔登湖》和梭罗的生活,我马上联想到《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

  在梭罗生活的时代,人类当然还没有化学杀虫剂。

  我很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梭罗在他的生活中见到了化学杀虫剂,你认为他是会抵制还是会欢迎?

■ 你这样一个问题问的倒很像是一个理想实验了。我觉得,其实是有各种可能性的。

  比如:按照人们最直接的、最简单的想法,也许会说,他当然要抵制,因为杀虫剂显然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你已经给他做出了“反现代化”“倾向”的定性。

  不过,他也许不会抵制,因为仅仅从表现上看,化学杀虫剂并不那么直接地就与质朴生活相冲突。设想一下,当梭罗在他愿意生活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时,也许有了杀虫剂,还会带来一些生活上的方便呢!而化学杀虫剂刚刚问世时,也确因其“利人”的功能而受到人们广泛的欢迎。化学杀虫剂的危害,只是在其大量被应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为人们所意识到的。

  追求质朴简单的生活是一回事,即使带有某种“反现代化的倾向”(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后来现代化出现我们才会为之这样命名),在“现代化”出现之前就能够意识到“现代化”的弊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也许也有可能梭罗一开始就会抵制化学杀虫剂(这又可能是出于各种原因),如果是那样,那他可以说的确是太有先见之明了——但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我总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

□ 我的猜测是,梭罗会抵制。但是,这种“魔鬼”类型的东西他抵制不了。

  杀虫剂和原子弹其实大有相似之处——都是只要有一家开始搞或者用,别人就不得不跟进。只要杀虫剂一流行,梭罗就是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除非他不种粮食蔬菜水果了。最近我听说一个熟人真的试图在自己的园子里种植“绿色环保”的蔬菜和水果,为此他拒绝使用一切杀虫剂,结果正如我以前在演讲中所预料的——虫子吃光了他的蔬菜和水果,他颗粒无收,沮丧到了极点。他用一季的徒劳,再次印证了蕾切尔?卡森在年《寂静的春天》中那“旷野中的一声呼喊”是多么沉痛和绝望。

  《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两年,在药业公司利益集团的诅咒声中,发出“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的卡森(RachelCarson)自己死于癌症(年)。之后6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年)。之后10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虽然我们在用上面的方式回忆这段历史时,似乎有着某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其实《寂静的春天》中的那一声呼喊,真的是沉痛而绝望的——在47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目睹身边如此荒谬的局面,才更能体会这种沉痛和绝望。

  我们现在的局面是:在人类用杀虫剂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之后,我们和虫子之间,通过“反复开发出新剂型—不断进化出抗药性”这样的无限循环,暂时维持着新的平衡。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无数品种的杀虫剂,并付出了在河流、水源、土壤、植物等等遭受全面污染的代价,但是“华陀无奈小虫何”,虫害并未绝迹。现在我们必须长期依赖杀虫剂,听任环境被杀虫剂日益污染,才能以饮鸩止渴的方式维持和虫子之间的新平衡。

  这样一看,杀虫剂是不是很像一个魔鬼?它一旦从瓶子里被放出来,就无法让它回去了。这个魔鬼扰动了大自然在这方面的秩序,破坏了人类与昆虫之间长久以来的共处状态,使我们陷入了如今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起梭罗和卡森于地下,让他和她目睹今天的局面,真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

■好吧,既然你已经提出,如果梭罗面对杀虫剂时,他就是想抵制也抵制不了,从这样的说法中,却反映出了一种伴随着人类技术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而该书又是由杀虫剂的问题引出的。这样,技术的发展也就与人类面对的生态环境问题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了。十多年前,我加入了自然之友,在参加一些环保工作的时候,也结识了许多坚定的环保人士。我后来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会说到自己的一种印象,即那些最坚定的环保人士,其实对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终极前景,大多是持一种相对悲观的看法。而他们最令人钦佩之处,也正在于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

  确如你所说,当有了杀虫剂(注意,这里指的是现代化的化学杀虫剂,而非传统的治虫手段)之后,人与虫之间就进入了一种“反复开发出新剂型—不断进化出抗药性”的无限循环,而且,这样的循环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不仅在杀虫剂问题上,在对待治疗人类疾病的抗生素问题上,也是一样。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这是一种有共性的倾向。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在现代技术发展的一开始,人们在对科学和技术的应用会给人类带来光明前景的乐观期待中,所持有的一种要与自然界相对抗,而且认为人类终会在这样的对抗中获胜的心态。而到了今天,当一些人意识到这种对抗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时(我只是说一些人,因为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仍然对于人类在与自然界的对抗中获胜持有未经深刻反思的信心和盲目的乐观),却为时已晚,已经无法从那种恶性的无限循环中抽身而出了。

  也许,对于前述问题之严峻性和不可解决性的认识,正是那些坚定的环保人士对未来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原因之一(注意,我说的只是“之一”)。

□ 也许卡森当年也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观心态。《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两年,她自己就死于癌症,这个瘦弱的女子真让人既同情又敬佩。

  我们对技术的认识,长期以来一直深陷误区。我们总是满心欢喜地拥抱一切新技术,而且还要将讴歌这些技术视为自己的义务,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加入对“高新技术”的企盼赞颂的合唱中,那就是落伍的表现,一定要“急起直追”。我们不假思索地接过已经彻底商业化了的奥运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这骨子里和我们以前的口号“多、快、好、省”异曲同工。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目中,永远是一幅无限发展的图景。

  在这样天真的心态支配下,面对新的技术,我们从不试图区分魔鬼和天使,而是急急忙忙要将每一个被我们看见的瓶子打开,好尽快将里面的魔鬼放出来,而且还要忙不迭地迎进家门,将自己的未来交给它们支配。

  当然,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瓶子中的技术魔鬼,都是西方人放出来的——中国人还在为自己从瓶中放出的魔鬼太少而深深自责。但是技术魔鬼几乎每一个都是“全球化”的,它们一旦出来,非但西方人赶不走它们,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不得不立刻跟进,将它们迎进家门。杀虫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自从科学技术在18世纪开始攻城略地长驱直进之后,对待科学技术的保守主义立场就一直受到批判。《庄子》寓言中那个拒绝灌溉机械的老人所说的话:“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一直被我们用来作为“抱残守缺”拒绝进步的“没落”典型。

  其实有很多新技术,刚出世时往往风情万种,令人倾心,但过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人们就会认识到它的魔鬼本质。不幸的是,通常到此时人类就已经离不开它了。杀虫剂已经被证明是如此,还有许多我们今天已经离不开它们的技术,比如手机、电脑、互联网、网络游戏等等,也很有可能是如此——只是眼下时间还没有足够长而已。

■ 当下,如果对化学杀虫剂或者原子弹这样的现代技术,也许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认识,但也仍会有许多人为其出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来辩护。但若更一般地谈论技术以及技术带来的发展,比如像你说的手机、电脑、互联网、网络游戏等等,甚至于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习以为常而且一旦接受同样再也离不开的技术时,恐怕仍会同意你的观点的人就要更少得多了。

  在这背后,其实一个更为深层和本质的问题,是对于发展的理解的问题。

  人们现在经常习惯于重复那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其实,这句话本身并无问题,因为人类进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发展本身。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下,人们经常会不自觉地默认,那些能够带来更迅速的物质享受以及财富增长的发展(要实现和保持这样的发展当然要依赖于更高更新的现代技术)才是真正的发展。而把那些不那么符合这种基于物质产品和财富之数量增长的发展,归之于停滞和落后。并进而在价值判断上,把有利于前者的意识和观念归于好的、先进的,正确的,而把不利于那种面向现代化、全球化(而现在我们所说的全球化不过是按照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观念强行加之于世界各国的标准)的发展的意识和观念,归之于不好的、落后的、错误的甚至于愚昧的。

  但是,这样一种默认,或者用我们的朋友刘华杰教授的著名隐喻即“缺省配置”之下,人们却没有想到,对发展的这种“缺省配置”的理解一定合理吗?至少,从人类的长久发展,或者用时尚些的说法,即可持续发展来看,现在流行的发展模式肯定是不行的。

□ 此言大得我心!这种无限制地一味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发展模式,其目标到底是什么呢?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算满足呢?那些只知道要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人,从来不思考“我到底要什么”这个问题。这种无限发展的前景,从数学上说是发散的,从物理上说是奔向无穷大的,在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

  其实这样发展下去的前景,正是我们要谈的第三本书的标题——《崩溃》。

  书名全文是《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Collapse:HowSocietiesChoosetoFallorSucceed),原书出版于年。全书正文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现代蒙大拿”,基本上只是一个引子,类似中国明清时代小说中的“楔子”。第二部分“过去社会”,首先考察了历史上几个社会的崩溃,包括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和汉德森岛、阿纳萨兹人、玛雅人、维京人。一个基本的结论是:这些社会之所以会崩溃,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恶化了——主要是当地可利用的资源耗竭了。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第9章)则讨论了新几内亚、日本等成功的案例。第三部分“现代社会”,讨论了四个个案: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的对比、中国、澳大利亚。第四部分“实践教训”,重点论述的问题是,为什么环保问题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事实上,《崩溃》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这一点对于许多还想当然地将环境问题等成科学技术问题的学者和公众来说,是由振聋发聩之功。也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有可能将我们对于环境、污染、发展等等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

■ 是啊,我觉得,《崩溃》这本书的观点,确实是值得重视,值得大力传播的。因为按照前面所说的那种对未来悲观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下或迟或早要走向崩溃,而且,要想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又是极为困难的。

  其实,关于环保问题,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解决,也是方式之一,但关键在于,科学技术不是解决环保问题的首要因素。目前被广泛传播的流行观点,恰恰是把解决环保问题当做一个科学技术发展仍然不够的问题。这也就与你经常提到的科学主义的意识联系在一起了。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如果从认为环保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我们要对待环保的态度,以及相应要采取的行动,就会很不一样了。而在这背后,前面所说的发展模式问题,就更为突出了。不过坦率地说,要想改变现有的为大多数人(包括世界各国大多数领导人)所持有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悲观一些地看,我甚至觉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在这背后,还有着另外一些复杂因素,例如,在面对现实的国际、民族冲突时,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带来的竞争实力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等。

  但尽管如此,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坦然地、心安理得地无视这个问题。与现实中具体的、局部的,一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相比,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应该是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待历史上的那些战争,那些因发展程度不同而带来的胜负,再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想,我们又可以意识到什么?有人会觉得,那有其合理性,有人会觉得,在今天的立场上看那很不值得,也会有人继续夸大地利用这些“历史经验”来为今天的发展模式辩护。但《崩溃》一书,则是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外的问题,而且也许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被大家会普遍接受和经常使用的概念,即“可持续发展”,提出这样一种概念,或者说口号,其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的,却只是用这样的口号为做为一种标签或装饰,而在装饰背后的实际,却显然是在坚持着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那么,就人类的本性来说,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可能的吗?

  最后再来看看你一开始就给我们这次对谈设定的标题:“瓦尔登湖的春天不崩溃”,这显然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因其美好,所以会让许多人向往和追求。但看看现实,我们现在还能够找到瓦尔登湖的春天吗?在未来,瓦尔登湖的春天还会再现吗?

恐怕这还真是个问题。

《瓦尔登湖》

Walden,orLifeintheWoods

亨利·戴维·梭罗著

仲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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