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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当初发起民主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消除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而我们都知道，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即来自于广袤的海洋，亦即时人所称：“江海各口，门户洞开，（海洋）已为我与敌公共之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麕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里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变”，指的就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来自海洋的外来威胁。
孙中山12岁时“负笈海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对海洋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在求学时期，有机会接触到当时西方开始盛行的马汉海权理论。当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耳闻目睹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控制海洋，用以掠夺海外资源、发展本国国力等诸多事实后，逐步认识到海权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盛衰强弱，遂由此产生并形成“海权卫国”的可贵思想。
其一，“海权卫国”意识的觉醒。
孙中山认为，近代以后“海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充分显示海权（海洋控制）实已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他说：
“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
晚清中国由于国力薄弱，在海洋的竞争中屡败于西方海上强国，因此，中国虽拥有广袤辽阔、资源丰富的海洋疆域，但却没能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助力，反而屡因海上大门的失守而成为饱受苦难与屈辱的渊薮。近代以来，腐朽的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大部分都涉及到中国的海洋权益，诸如国土领海、港口引水、海关关税、航海利权、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等，国家海洋主权不断被列强所侵夺。“中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同外国订立了种种不平等条约，将中国主权、领土送与外国。所以，中国与外人订立通商条约之日，即中国亡国之日”，海洋主权的丧失致使中国不能成为独立主权的国家。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孙中山先生强调在进行民主革命，争取民众解放的同时，也要
年12月，孙中山先生为病逝的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黄钟瑛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侣；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一句“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慨叹，既是孙中山对中国海权丧失的悲愤倾诉，又是他“海权卫国”意识的觉醒，并转化为向西方列强争回中国海权的决心。
其二，“海权卫国”思想的深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孙中山觉察到世界的竞争将逐步向太平洋与远东地区转移，因而国家的海权问题将会更加突出。他在为姚伯麟所著《战后太平洋问题》作序时明确指出：
“欧战告终，太平洋及远东为世界视线之焦点。……（故）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昔时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海权），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
我们认为，孙中山对“欧战告终，太平洋及远东为世界视线之焦点”这一堪称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正是其“海权卫国”思想形成的客观基础，也是此后他从“海权卫国”向“海洋富国”思想进一步深化的内在动力，而两者的结合将建构起他整个“海洋强国”的思想体系。有基于此，孙中山先生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宣传、强调“海权卫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重要性。年，孙中山发表《就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资格的宣言》，力主当时的北京政府选派谙悉海洋权益事务的代表出席会议，以力争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海洋权益。
其三，“海权卫国”思想的形成。
“强凌弱之世界，自古已然。”（曾国藩语）要向西方列强争回中国海权、保卫海权，就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强大海军。对此，孙中山认识到：
“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冲入，随时可以亡中国。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的大战船像巡洋舰、潜水艇、驱逐舰都是很坚固，战斗力都是很大的……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制我们的死命……再由日本更望太平洋东岸，最强的是美国……再从美国更向东望，位于欧洲大陆与大西洋之间的，便是英伦三岛……”
而由于中国的海军实力薄弱，如果发生战争，外国列强在一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对中国造成致命的威胁，近代中国遭受海上强敌入侵的惨痛历史已经不断地印证了这一点。由此孙中山提出：
“海军实为富强之基，彼英美人常谓，制海者，可制世界贸易，可制世界富源；制世界富源者，可制世界，即此故也。”
“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昔满清政府将扩张海军建设之费，以为建设一大娱乐园，以作私人之娱乐，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革中国旧军备也，而不有昔日满清政府之腐败也。”
中国要立足于竞争激烈的世界，必须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以“海权卫国”，“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
历史和现实都不断地告诫我们：海洋与海权问题关乎国家民族的盛衰强弱，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终身为民主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还在于他始终认为致力建设一个美丽富强的中国才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因“洪宪帝制”“宣统复辟”等政治丑剧的上演，而先后发动护国运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革命武装斗争，但他始终心系国家的建设和富强，而这又与他的“海洋富国”思想密切相关。
从年起，孙中山开始著书立说，思考和筹划国家未来发展的构想与蓝图。年，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三部分合编而成的《建国方略》正式出版。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书中，以洋洋数十万言的篇幅集中阐述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涵括了广泛而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关“海洋富国”思想的阐述集中于该书的第二部分《实业计划》。这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以海港群建设作为“海洋富国”的发展基础。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六大计划项目中，将包括海洋航运在内的交通运输置于建设富强国家的首位，即六大实业计划中的前四项均论及交通运输问题，分别是：第一计划：建设北方大港；第二计划：建设东方大港；第三计划：改良广州港；第四计划：铁路建设；第五计划：工业的兴办；第六计划：矿业的开采。而四项有关交通运输的实业计划中，又有三项专门阐述北、东、南三大海港的建设和配套的海港群建设，由此可见孙中山“海洋富国”是其实业计划中的重中之重。
早在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已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著名主张，这里所说的“货能畅其流”，指的就是包括海洋航运在内的交通运输。他曾把交通运输比喻为人的手足，“人而无手足，是为废人；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足见他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交通运输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实业计划》中，建设北、东、南三大世界级海港，加上营口、福州、海州（连云港）、钦州4个二等港，葫芦岛、芝罘（烟台）、宁波、温州、厦门、汕头等9个三等港，以及安东、秦皇岛、龙口、福宁（宁德三都澳）、湄洲（莆田）、榆林等15个渔业港的伟大设想，充分展示了孙中山发展中国海洋经济，实现“海洋富国”并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鸿图远志。
在孙中山“海洋富国”的宏伟规划中，北、东、南三大世界级海港是中国通往世界的主要门户，又是向国内纵深发展的辐射枢纽。再加上在万里海岸线上建设星罗棋布的二等、三等海港和渔业港，通过修建约16万公里的铁路和万公里的公路，把全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地区连接起来，形成港口连五洲、铁路进青藏、公路密成网的交通大格局，这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发展的卓越见识和强烈期盼。
第二，以造船与航运为“海洋富国”的发展支撑。
孙中山先生认为，陆海兼具的中国应极重视造船业与航运业的发展。他以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勉励国人说：
“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郑和）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而当时世界海洋强国如英、美、日等也极重视造船与航运，“西人于水，则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伊同圜闠。”贫弱的中国要迎头赶上先进的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造船业和海上航运业，要建设年产排水量总计万吨的近代化造船厂和建设0万吨的远洋航海船队，以及数以万计的内河船舶、渔船等，以此支撑“海洋富国”实业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特别强调，发展造船业与航运业不仅是“海洋富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支撑需要，也是与外国争夺航海利权的前提要求。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海洋航运事业不受重视，“凡属通商口岸，利权外溢，到处皆然”，“（海洋）商权几乎全握于外人之手”，这种情况若不能彻底加以改变，所谓“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也难以实现。
第三，将对外开放作为“海洋富国”的思想指导。
孙中山常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表述为“开放主义”“开放政策“，或“门户开放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等。他说：“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
孙中山于年撰写《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补助世界战后整顿实业之方法》一文，提出中国是吸收世界经济的大海洋，“凡诸工业国其资本有余者，中国能尽数吸收之。”因此，在“海洋富国”，发展海洋经济问题上，孙中山也同样主张要对外开放，并以“三步走”的方法，作为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即一是规定（外国）投资各政府共同行动，统一政策，以便“设计有统系，用物有准度，以免浪费，以便作工”；二是外国投资必须“得中国人民之信仰（任），使其热心匡助此举”；三是在上述基础上“与中国政府开正式会议，以议此计划之最后契约。” 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主张对外开放的前提原则是保持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这是一种极其可贵的开放思想。一方面，中国“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而且“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因此，对外开放“吾人眼光不可不放远大一点，当看至数十年、数百年以后，及于全世界各国方可。”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必须坚持“主权操之在我”，“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孙中山先生的这种认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可以说都是极其清醒、极为可贵而又极富启迪意义的。孙中山先生的“海权卫国”与“海洋富国”思想构成其完整的海洋强国思想体系，两者是一个统一的、不可或缺的有机整体。近代中国有着饱受苦难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从孙中山“振兴中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认识海权、追求海权、保卫海权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必然诉求与前提条件，而认识海洋、利用和开发海洋源则是国家繁荣富强、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保障和基础来源。
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全体中华儿女景仰。……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由此我们坚信，孙中山海洋强国思想对他所处那个时代，乃至当今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必将为我们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助力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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