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法文：LaRévolutionfran?aise，英文：TheFrenchRevolution，年7月14日-年7月）是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大革命瓦解了波旁王朝，同时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法国封建制度。
法国大革命使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观念逐渐被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年7月14日清晨，到处寻找武器的群众在攻占与抢劫了巴黎的许多地方后，侵入了“废厅”（HotêldesInvalides），搜获了3.2万支毛瑟枪、一些火药、12门大炮。突然，一个人大叫：“冲向巴士底监狱！”
听闻巴士底藏有一所武器和弹药大仓库的民众转而将目光对准了巴士底狱，这座自年以后便用来囚禁政治犯的监所，有尺高，带着30尺厚的墙，四周围有75尺宽的壕沟，长久以来，它已成为专制的象征。巴士底的领导者洛耐侯爵未能阻止民众的攻占，当日下午，巴士底狱即陷落，洛耐被打倒、杀死，头颅被悬在枪尖上绕城展示。
巴士底狱陷落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象征，也是群众暴力行为的高潮。此后，王权滑落，旧制度瓦解，暴力与骚乱却接踵而至。巴黎民众为什么选择了暴力？各个阶层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沉疴遍地的法国，各种力量如何聚集汇成了法国大革命？
由理想国出版的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以整体历史观而非碎片化信息认识人类文明。在第10卷《卢梭与大革命》下册中，杜兰特从不同阶层出发，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再现法国大革命中的利益交锋。今年是法国大革命周年，主页君摘录其中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年12月11日，法国勒芒，“黄背心”示威者封锁了油库入口，警察宣布将进行干预，示威者燃烧路障浓烟滚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
这些富有、骄傲而一无是处的地主
触发了这次革命
年，内克估计法国共有人口万。因为有较多的食物供应、更好的卫生及无外来的侵略和内战，18世纪整个国家经历了繁荣，但新兴的财富大部分归于中产阶级。
法国人口中只有万人务农。农人由皇家督察官、地方行政官、教区牧师和封建贵族指挥监督。据年的估计，这一阶层约有2.6万人。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弟，战时仍以英勇而古老的方式报效国家（这时剑已多半成为装饰品而非武器）。除了极少数贵族留在宫中，大多数贵族住在他们的庄园里，从事农业经营与管理治安、宫室、学校、慈善机构等职业。然而这些工作多半已由中央政府的专门机构接管，而且自耕农也在地方行政上发展出自己的机构，因此贵族们已成为退化的器官，从社会的机体中汲取许多血液，却仅以少许军事服务作为报偿——连这项职务也引起了公众的愤懑，因为贵族们建议路易十六将所有未具四代贵族出身的人，赶离陆军、海军和政府的主要职位。
不少贵族本身穷困，有的无能为力，有的遭遇不幸，有的对土地使用不善。许多人向国王恳求帮助，其中几个人还获得国家的补助。年，农奴制度在法国境内已多半消失。但仍有万名农奴，主要为教会所有。年路易十六将皇家领地的农奴解放，法国法务院（在法国东部）却将他的敕令延迟9个月才注案，年，路易十六废除了地主在其领地外贩卖农奴的权利。
年，95％的农民享有自由，但大部分必须支付一项或更多的封建税，按地区不同。地主保留射取猎物权，即使进入农民的田地也无妨。圈限公地范围愈来愈大，那原为农民放牛砍柴用的。在法国大部分地区劳役以日计资，但在奥夫涅、香槟区、阿图瓦省、洛林，农民们仍须每年为地方贵族免费工作3天或更久，以维护道路、桥梁与水道。
货币贬值使地主所得的金钱价值降低，贵族们为保护他们的收入逐渐增加税金，或恢复久已废弃的税金，或将公地圈限更广。通常，收税外包给专业代理，他们大多办事冷酷。农民对某些必需品的征收权利发生怀疑时，他们会被告知，它们是被登记在庄主名册或登记簿上的。如果农民向这些名册的真实性挑战，就必须诉诸庄园法庭或省议会，而裁判由贵族们控制。邦瑟夫受到杜尔哥的秘密鼓励，出版一本小册子《封建权利的流弊》，倡导减少这些权利，他因此受到巴黎国会的责难。伏尔泰虽已82岁，再度起来奋战。“要废除封建权利，”他说，“就等于夺取绅士们的财物。教会、贵族和国会会员联合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人民。”
关于封建税有些事要说明，以贵族的观点来看，它们是农民自由地缴出作为他从合法主人那里购买一块土地的部分代价的抵押——多数主人曾很荣耀地从以前的地主买来的。一些贫穷的贵族仰赖租税过活。政府税、教会税和战争所需与破坏远较封建税更使农民困苦。法国社会学家尤雷斯说：“如果18世纪的法国社会，除了留有那可鄙的封建制度外没有其他弊端，就不需要一场叛乱来抚平创伤。逐渐减少封建权利，解放农民就能和平地完成。”
法国贵族最特殊之处是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许多贵族加入哲学家的行列，否定古老的神学，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嘲笑他们过时的世袭特权。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30个贵族放弃了他们金钱上的封建特权。拉斐特不仅为美国作战，而且回到法国激烈地从事和平改革的事业。他放弃奴隶制度，并献出他的部分财产以解放法属圭亚那的奴隶。自由主义的宣言和改革的主张在一部分贵族中变得很流行，尤其是有爵位的夫人，如拉马克夫人、布夫莱尔夫人、布里耶纳夫人和卢森堡夫人。成百的贵族和高级教士活跃地参与各种奋斗以平均税率，防止政府浪费，组织慈善机构，停止强迫劳役。有些贵族，如波旁公爵夫人，将他们大部分的财产给予贫民。
然而，所有这些事不过是在隐藏这个事实——法国贵族已无法自己谋生！许多贵族努力尽他们的传统责任，但在浪费闲散的富有贵族与经常处于饥饿的平民之间的对比，引起恨懑和责怨。就是这些富有、骄傲而往往一无是处的地主触发了这次革命。他们缅怀黎塞留以前的日子，当时他们的意旨便是法国的统治力量。
法院为他们取消皇家诏令的权利辩护时，血统贵族、战功贵族与教袍贵族联手企图使国王屈服。他们向法院内呼吁自由的演说家喝彩，他们鼓励人民和小册子作家停止路易十六的专制权力。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但由于王朝权威的动摇，促成了年国民大会的可能性，它由中产阶级操纵，以掌握法国主权。贵族们为他们的坟墓掘下第一铲泥土。
2.
农民：真正贫穷的人过于软弱而无法革命
法国55％的土地属于贵族、教士和国王，主要的农事由佃农完成，主人供给他们家畜、工具和种子，并往往酬以生产的半数。这些佃农普遍贫穷，因此约瑟夫·扬认为这个制度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和毁灭”。其大半因素不在于属主的残忍，而是因为政府的鼓励太少了。
大多数的自耕农耕耘着45％的土地，由于土地太小，限制了机器的使用，他们注定贫穷。在农业技术方面，法国落后于英国。虽设有农业学校和示范农场，但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利用它们。约60％的自耕农，其土地少于13英亩，不足以维持一个家庭，这些人被迫出外受雇于大农场做劳工。年至年，农场劳工薪资提高了12％，但同时期各种物价涨高了65％或更多。路易十六时期，农业生产增加，受雇的劳工却变得更穷，并形成了乡村无产阶级，在就业萧条时成为各种乞丐和流浪汉的环生地带。拉罗什富科认为“无可怀疑的，法国境内有万人乞求施舍，有1万人一贫如洗”。
农民必须付钱给政府、教会和贵族，租税或土地税，整个负荷在他们身上。他们几乎供应了陆军步兵的全部人力。他们忍受政府垄断食盐的重压。道路、桥梁和运河靠他们的劳力维护。他们是虔诚“敬畏上帝”的人，应该很乐意付教会什一税，因为付教会税是出自慈悲的心理，而且也很少照实拿1/10。但是他们看到多数的教会税只使得教区供应一位遥远的主教，或宫廷内的一个教职懒人，或曾买未来教会税的一个俗人。路易十六减轻农民的直接税，但许多地区的间接税增加了。
农民的贫穷是革命的原因吗？它是复杂的因素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真正贫穷的人过于软弱而无法革命，他们能呼喊要求救济，但他们直到被更宽裕的农民、中产阶级的推动者和巴黎市民的叛乱惊起以前，他们既缺少方法也没有精神组织叛乱。
后来，人民智慧的发展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军队很危险地受叛乱思想的感染，地方政府再也无法依赖凡尔赛宫的军事支援。那时，农民便成了一支反叛的力量。他们聚会，交换怨言和誓约，武装自己，攻击城堡，烧掉顽固贵族的房屋，并毁掉被引用来批准封建税的庄园名册。就是那种举动威胁全国贵族财产，恐吓贵族放弃他们的封建特权（年8月4日）。因此，旧王朝正式结束。
攻占巴士底狱
3.
无产阶级：渴望平等，但不想占领国家
在这行将破灭的不幸王朝，法国城镇却因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而富裕。巴黎现已成为商业而非仅仅是政治中心，它是控制法国一半的资本，即一半的经济的轴心。年，它有共约60万人口，那时它不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伏尔泰形容它顶多只配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居住。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于年访问此地后报道：“除了宽敞、繁多的公共建筑外，任何事物都不曾使我惊奇，与此相对的，我却对几乎所有低矮、污秽而曲折的街道感到无比的愤慨。”
在都市和城镇，劳动阶级形成了：男人、女人和孩童为薪资工作，使用他人的工具和材料。年，估计巴黎城市约有7.5万户或30万人。在阿比维尔城、里昂和马赛，都有相当的劳动人口。他们工作时间长，薪资低，巴黎法院规定工人不许成立组织。年至年，薪资提高22％，物价却上涨了65％。路易十六时代劳工的情况似乎变得更坏，曾因需求减少或外国竞争严重，大量劳工被解雇，成为救济的重担。面包价格提高使成千的家庭濒于饥饿。年里昂有3万人领公家救济；年兰斯遭遇一场大水，2/3的居民皆陷于困窘；年巴黎有10万户登记为贫民。”梅西耶于年写道：“在巴黎，平民衰弱、苍白、矮小而发育不全，并与国内其他阶级显著不同。”
劳工们违抗禁令，组织团体进行罢工。年，里昂的丝工停止工作，声言生活所需远超过工资，而不规则的供需律使工人仅勉强糊口，雇主们则大量储藏食物，等待饥饿迫得劳工讲和。遭受挫折后，许多劳工离开里昂到其他城镇，甚至远赴瑞典、意大利，但在边境被拦截，被以武力带回家。叛乱时劳工奋起，占领市政厅，以公社建立短期的劳动阶级专制政权。政府征召军队压制叛乱，绞死两个领导人物，失败的罢工者又回到他们的商店，现在他们恨政府有如恨雇主。
年他们再次罢工，抗议他们即使每天工作18小时，也不能维持家庭开销，而且抱怨他们的待遇“比家里的动物还不如，因为连它们也能够维持健康和精力”。市政府同意提高工资，但禁止任何四人以上的聚会。一营炮兵负责执行此项禁令，士兵向示威者开火，数人死亡。罢工者又返回工作。不久，薪资的提高再次被取消。
18世纪下半叶，为争取生活所需而起的叛乱间歇性地发生。年至年，有6次在诺曼底。年，叛乱者控制了鲁昂，抢劫公共谷仓，掠走储藏物。类似的叛乱年又发生在兰斯，年在普瓦捷，年在第戎、凡尔赛、巴黎、蓬图瓦兹，年在艾克斯省，年和年又发生在巴黎。
劳动阶级或一般都市民众的贫穷，在革命的形成中扮演什么角色？表面上，它是一个最直接的理由。年至年，巴黎缺乏面包而造成的叛乱，使人民狂热至甘冒生命危险抵抗军队，进攻巴士底狱。但饥饿与愤怒能产生动力，却不能产生领导力，这次叛乱很可能只要求降低面包价格。若不是较高层的领导者引导叛乱者占领巴士底狱并向凡尔赛进攻，群众仍未曾有推翻政府及取消王室、建立共和的想法。
无产阶级渴望谈及自然的平等，但不妄想占领国家，它要求国家管理经济，至少稳定面包的价格——这恰是中产阶级反对的。但如此又回到旧制度，无法迈向劳工阶级控制的经济。事实是行动的时刻来临时，那由饥民推动、受演说家和推动者唤起的巴黎民众占领巴士底狱，并阻碍国民召集军队对付全民大会，但全民大会复会于法国时，由警卫保护，并谋取中产阶级的利益。
路易十六
4.
中产阶级：不想推翻这一专制，但渴望控制它
18世纪，法国经济生活的显著特点是商业阶级的兴起。它在路易十四与柯尔伯时开始繁荣，因为优良的道路和运河促进贸易而获利，因为与殖民地交易而富有，它崛起于行政职位，它控制了国家财政。
但在道路和运河上，贵族或政府只有一个通行站来收取通行费，因浪费时间在货物的检查上迫使商业阶级几欲反叛。商人要求国境内自由贸易，但未确定国际上是否也如此。年，受到重农主义理论的鼓动，政府减轻英国纺织品和五金器具的关税以换取英国减轻法国酒、玻璃制品及其他物品的关税。一个结果是打击了法国的纺织工业，其无法与装设新机器的英国工厂竞争。里昂、鲁昂和亚眠的失业问题达到爆炸点。
然而，降低关税、增加国外贸易，充实了商人的财富。年至年，贸易额几乎加倍，至年已超过10亿法郎。法国的港口都市挤满了商人、船主、水手、仓库、加工厂、酿酒厂。商人阶级在未遭革命压制以前，曾在那些城镇独霸许久。
正如在英国，商业的繁荣部分来自贩卖非洲奴隶，将他们运至美国，在那里出售以耕作。年，法国奴隶贩子独自运了名黑奴至圣多米尼加，那里及瓜德罗普和马丁尼克的大部分土地和工厂属于法国投资者。多米尼加的3万名白人使用48万名奴隶。年，巴黎组成一个“黑奴协会”，由孔多塞领导，包括拉斐特和小米拉波，以解放奴隶，但船主和种植业主抗议。年，波尔多的商会宣布：“法国需要殖民地以维持它的贸易，因此需要奴隶在世界的角落从事农业生产，至少等到其他权宜之计发现为止。”
工业、殖民和其他投资都需要资本，因此银行家产生了。合股公司提供股票，政府发行公债，证券的买卖发展为投机事业，投机者收买记者散布谣言以提高或降低股票价格，内阁阁员参加投机，因此成为银行家施压或影响的对象。每次战争都使政府更加依赖资本家，并使资本家更急切地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近些年，该书突然在社会各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阅读热潮；十字路口的国人，似乎很希望从这本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谌旭彬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二、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三、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四、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五、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全部被中央政权吞没，严格来说，是被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由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经验的各种人群引发并掌控，其结局可想而知。最让托克维尔难以接受的，是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的法国，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六、民众“搞革命”时种种极端的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七、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够把“自由”坚持到底？托克维尔的理解是：“人们平时所热爱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当大革命摧枯拉朽般把旧王朝推翻，“主子”不再存在，“自由”也就被革命者抛弃了。所以，托克维尔留下了这样一句告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结语 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托克维尔曾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在该书的《前言》里，托克维尔又说：“我敢说，在（没有自由的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寻求“平等”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自由”，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法国大革命成就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
两代人之间：理想的明灭与重燃
文丨王佐良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所有重要的英国浪漫诗人——除了拜伦是例外都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对想象力的强调。但是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共同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连拜伦也不例外——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法国大革命也是一场文化的大革命，其动荡的面之广，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启蒙运动替它开了路，孟德斯鸿、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的学说先征服了人心。他们针对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宗教迷信，既提倡理性主义，又崇尚人的个性和真实感情。其结果是两重的解放：解放了生产力，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又解放了思想，引起了从国家制度到文学艺术的一系列大变化大革新。
而且启蒙思想所引起的动荡更不必说它的影响远远越出法国的边界。以文艺而论，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欧的几个主要国家就在酝酿着巨变。70年代法国卢梭在用明彻而又有诗意的风格歌颂“自然人”，《新爱洛绮斯》（）使得无数青年男女流泪而又更忠于自由恋爱的理想，而他的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可是到处他都给铁链锁着”(《社会契约论》，)——更是一颗炸弹，成为封建王朝最惧怕的“颠覆”因素。也是在70年代，而且部分地是由于卢梭的影响，德国出现了狂飙突进运动，同样地崇尚感情，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年轻的歌德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使天下善于钟情的年轻人都感染到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他身世的悲惨。
卢梭
以上是文学。在艺术方面，也同样是呈现一个剧烈变革的局面。在建筑上，一方面有表现理性主义的希腊风新古典主义的流行，一方面则又有峨特式浪漫主义风格的重起。在音乐上，莫扎特的交响曲和歌剧已经表现出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而到了贝多芬更是进入浪漫主义的盛世。在绘画上，法国的达维，西班牙的戈雅，英国本身的透纳和康斯退勃尔都在用新的手法画新的题材。也正是在法国大革命激化的18世纪90年代，刻版画为生的布莱克在伦敦一面写诗，一面自绘插图，用简单的线条和纯朴而又鲜明的颜色画着上帝、天使、野兽等等神启式的幻景，在英国绘画史上添加了一个在当时是最反传统的新形式。
总之，“在18世纪之末，（过去艺术的）共同立足点逐渐消失了，我们进入真正的现代，其开始是年的法国革命，它结束了过去几百年——如果不是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当然的许多设想”（E.H.冈勃里乞：《艺术的故事》，第13版，伦敦，年，第页）。
透纳《维苏威火山爆发》
这也就是说，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不是几个诗人灵感的产物，不是突然从天而降，而是有一个欧洲的背景和一个历史的上下文。
但是英国也有其特殊的情况。简单地说：在经济上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得比法国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早，工业革命的影响首先见于英国，其深入程度也超过欧洲其他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法、德诗人在18世纪末像布莱克那样沉痛地写像伦敦那样的工业城市的黑暗）。在政治上，年地主和商人的妥协带来了在当时是欧洲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正是在这一点上十分羡慕英国（这也是为什么华兹华斯能够借弥尔顿的余荫把英国说成自由的化身）。但是从头起，这个商人和地主联合专政的制度对贫苦人民就是欺骗与镇压并用的，日子一久，它的残酷性更是显露出来。海外贸易的打一张把英国商船和英国武力带到了最远的海岛，一个比罗马帝国疆土更广大的大英帝国正在形成，而在英国国内，则工业发展正在把“魔鬼的磨坊”布满城乡，新的圈地运动又造成了更多的流离失所的“流民”和拦路打劫的强人。
英国工业革命
在文学上，从18世纪中叶起，出现了两种新倾向：一是以珀西、麦克菲逊等人为代表的对古代史诗、民歌的收集与仿作，表达了对远古英雄时代和牧歌情调的神往，也就是用另一方式表达了对丑恶现实的憎恶；在艺术上则造成了一种归真返璞的风气，后来布莱克、柯尔律治等人用的古歌谣体就是从此而来。二是以格雷、斯特恩等人为代表的感伤主义的抬头。这里面不仅有墓园的哀思，还有更真挚更广泛的对人民特别是穷苦农民的同情。作家逐渐更多地接近和观察山园山水，在写作方式上也重性灵，重幻想，在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
美国革命也给英国的知识界提供了刺激。《独立宣言》（）把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变成了实际政治的原则。英国的统治阶级还没有从丢失大片殖民地的切肤之痛里恢复过来，又发现从大西洋彼岸新国家传来的杰弗逊、潘恩等人的言论在关心改革的人们之间流传，从而加深了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
《独立宣言》
因此当法国革命在年爆发的时候，英国国内一方面是人心思变，热烈欢迎；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阶级将它看作最大的威胁，作出了最猛烈的反应。英国是反对革命的法国的联盟的主将，它对法国作战最长也最坚决。相应地，在思想领域里也有激烈的斗争。伯克的《论法国革命》（）受到了潘恩的《人的权利》（-）的直接批判；威廉·葛德文接着写了《政治正义》（）宣传人如按理性生活可以完全废除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主张，他的妻子玛丽·芙尔斯通克拉夫特则在《替妇女权利辩护》（）里吹响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号角。葛德文一家同两代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有关系：他是雪莱的岳父，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雪莱，还影响了早期的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这样的思想气候里兴起的。
法国大革命替英国诗歌带来了新的契机。英国诗歌是否抓住了它，利用了它？
雪莱
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诗坛特别活跃，成果累累。正是紧接法国革命的爆发，英国所有的第一流诗人不仅分别写了他们最好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合起来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继莎士比亚时期的诗剧之后的最大的成就。
没有法国革命的启发与鼓励，也就没有彭斯的《不管那一套》和《爱情与自由》，没有布莱克的《经验之歌》和《法国革命》等的长诗，没有华兹华斯的《序曲》；有了法国革命所触发的个性解放，才使得柯尔律治所珍视的想象力更有可能实现飞跃，才使得柯尔律治自己能够比较顺利地写出《古舟子咏》；有了法国革命背后的卢梭的“自然人”思想，才有适当的气候使得华兹华斯能够比较明确地形成他的自然观，从而使《丁登寺旁》《不朽的兆象》等诗成为可能。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诗人各自的天才和努力，这一切也不可能。思想，观点，甚至具体的题材可以在空气中飞翔，然而捕捉它们，认识它们，提高它们，表达它们，却靠每个诗人自己。英国浪漫诗歌的伟大成就，表明这些诗人有见地、有能力利用了这个历史的机会。
柯尔律治
特别在两个方面，见出了这些诗人的功力。
第一是表达的强烈性。他们的好作品都是竭尽全力地、生动透彻地写出了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决不温柔敦厚。
第二是表达的新颖性。他们用了新的形式，或刷新了的旧形式（如十四行），新的韵律，新的诗歌语言。特别是最后一点，突出了英国浪漫诗歌的贡献。这诗歌语言并不像华兹华斯主观上规定的那样是“人们真正用的语言”，而是一种刷新了的、提高了的、纯净而又充满激情的语言，而且重要的诗人各有不同，各有创造。正是因为他们刷新了诗歌语言，他们才能那样细致而又酣畅地表达了新的敏感。
但是在更深的意义上，第一代英国浪漫诗人中的主要人物却又表现了他们并不了解——或拒绝了解——法国革命的全部含义。
法国革命的中心思想，在于要求人的解放，而提出的途径是两个：一是要恢复真性情，因此要回到自然；二是鉴于纯凭感情有流弊，因此要节之以理性。前者重点在卢梭向往的“自然人”，后者在狄德罗、伏尔泰等人关心的“社会人”。至于这里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假借全人类的名义发言，所谓“理性”又是剥削者的理性王国，这在当时是米能深责于启蒙主义者，更不必说诗人了。
欧仁·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但是这思想所包含的理想成分却是应该闪耀在文学当中的。仅仅是对贫民同情，仅仅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还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我们并不期望作家各自怀抱一个理想国或乌托邦，但是文学史告诉我们：许多第一流的作家是能从人的不幸和苦难里抬起头来，憧憬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就当时的浪漫诗人来说，彭斯虽然早死了，但是他在歌颂法国革命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的时候，也曾高唱：
好吧，让我们来为明天祈祷，
不管怎么变化，明天一定会来到……
(《不管那一套》)
而且他提出了“真理，品格”作为将来“整个地球的荣耀”，而那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成了兄弟”，这就比他在另一首诗里所作的感叹：
人对于人的不人道
使无数的人哀痛
(《人生而哀痛》)
要更进一步了。布莱克的神秘的形象形成了一套独特系统，但是这个有赤诚之心和严峻的是非之感的诗人不仅对人类将来有憧憬，而且立下了誓言：
我将不停这心灵之战，
也不让我的剑休息，
直到我们把邓路撒冷
重建在英格兰美好的绿地。
(《弥尔顿》序）
这也比立在泰晤士河边愤慨地指出“婚车变成灵枢”又进了一步。而且，不论彭斯或布莱克，这个憧憬不是通过声明或公告而是通过代表了本人艺术特色的诗行表达出来的。
布莱克
柯尔律治和华兹华斯应该对法国革命有更多的体会，特别是曾在法国住过、目睹了法国革命的开始阶段的华兹华斯。确实，柯尔律治年轻时不仅有过憧憬，而且曾经具体计划要同另一个诗人骚塞一起到美国苏斯奎安娜河边去建立一个包括12对男女的“公社式”的理想社会，但是一旦计划碰了壁，理想也放弃了，又加逐渐染上了服用鸦片的习惯，生活在梦境和德国唯心哲学的玄思里，第一流的诗才在短期的闪耀之后熄灭了。就在米熄灭时所写的诗里，我们也寻不到憧憬。《古舟子咏》是一个幻异的罪与恶的寓言，然而比起对这类问题更关心也看得更深的布莱克来，柯尔律治更加暴露出他对近在身旁的人的苦难缺乏感应。对于想象世界是那样热烈地向往，对于人的世界又是何等冷漠！
以《古舟子咏》为题材的绘画
华兹华斯本是充满了同情心的。对花鸟都能对谈，当然更能同纯朴的乡下贫民产生默契。我们已经看到，他在《毁了的村舍》和《迈可》（）等诗里，用纯朴的文字写出了他们同大自然和谐的快乐生活怎样被工业化带来的城市风气所毁，那毫不夸张的素净反而使诗行更富于感染力——在这一点上华兹华斯是无人能比的。然而这样的诗越来越少，对于纯朴的乡下贫民的写照让位给对于自己心情的描述了，而一谈到自己就总是哀叹失去童年的幸福，眼睛越来越向内看，向后看，偶然提到将来，也总是同永恒和临时之类的抽象概念连在一起：
过去，现在，将来，一代又一代，
直到时间的消失。
(《序曲》，第14章）
除了这些玄虚的冥想和泛泛而言的大自然的“医疗的力量”之外，他对于将来的世界是没有图景的。不错，他曾经说过诗可以
制出示范的方案去改善人的生活，
并把世界重新塑造。
(《远足》，第3章）
华兹华斯
但是他自己没有做到，没有塑造过一个能让纯朴的乡下贫民过较好生活的世界。随着光阴的流逝，他越来越把自己包藏起来，只寄希望于“时间之点”能给他灵感，然而儿时所见的彩虹如何能长远地照耀他的诗笔？那十年的收获是因为法国革命给了他真实的激动，而激动是从生活里来的，所以有印象可写，有感受可谈，而一旦对这一切只有憎厌，那么生活的贫乏必然最终要导致创作的贫乏。柯尔律治诗才的熄灭，华兹华斯诗才的逐渐枯竭，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这里。
这样，法国大革命曾在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面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但他们在短期的欢欣和激动之后或者走开了，或者因为那个世界的光太强烈而激起了反感。其结果是，本来已在那个新世界里依稀可辨的一些新事物——例如人的解放必然要带来的人同人的新关系，包括男人同女人的新关系，等等——就要等待另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来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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