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一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戴蒙德，其代表作是《枪炮、病菌与钢铁》探讨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和地理成因，获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崩溃里面的核心观点很简单，但案例和数据依旧详实，就像其代表作一样。在相当大的地域范围内，历经一段时期，人口数量、政治经济社会复杂性的遽减与衰败；核心因素是环境问题。
作者总结出环境崩溃的五点因素：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邻衰退，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社会如何应对生态环境变化。
前面几章讲述了深受环境问题困扰并最终消亡的六个过去社会：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岛、汉德森岛、阿纳萨兹、低地的古典马雅，以及格陵兰的维京社会。我们可以从这些成功的案例中总结出解决环境问题的两大相对的策略：“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
我们不得不考虑仅存的两个导致复活节岛崩溃的因素。其一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滥伐森林和破坏鸟类的数量与种类；其二则是这种环境破坏背后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原因，这包括了复活节岛缺乏逃生手段因而无法对外移民的孤立处境，也包括由于部落酋长间的相互竞争引发建造更大的石像，从而需要更多的木材、绳索和食物。
复活节岛和现代文明社会惊人地相似，就像复活节岛上几个相互依存的部落一样，全球化、国际贸易、喷气式飞机和互联网使得今日地球上的这些国家能共享资源并互为影响。地球存在于宇宙中，好比波利尼西亚的复活节岛孤立于太平洋一隅。当复活节岛民陷入困境之时，他们无处可去，无人救援。同样，当灾难来临，我们作为地球人也一样插翅难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将复活节岛的崩溃来当作世界末日的隐喻。
在这一更大范围的网络中，论及贸易与联系的作用，经济目的当然是首当其冲，一如芒阿雷瓦／皮特凯恩／汉德森这个小规模的网络，资源互通有无。其中马克萨斯群岛属于“本土”，土地广博，人口众多，还有一个出产优质玄武岩的采石场，但由于缺乏泻湖和群礁，海洋资源匮乏。“第二本土”芒阿雷瓦岛用巨大而丰富的泻湖来弥补土地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和石材的不足。芒阿雷瓦岛的子殖民地皮特凯恩岛和汉德森岛也有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的问题，但皮特凯恩岛上有优质石材，而汉德森岛则有丰富的海鲜和海鸟。最后，土阿莫土群岛虽然面积狭小，又无优质石材，但海鲜丰富，且有作跳板的地理优势。
玛雅文明溃败
从解释社会崩溃的五点框架来看，马雅体现了其中四点：他们的确毁坏了自己的环境，特别是滥伐森林和土壤侵蚀；气候变化（反复的干旱）也促成了马雅的崩溃；马雅各城邦之间的龙争虎斗是引发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则是政治与文化原因，尤其是国王和贵族间的争长竞短导致连年征战、竞相竖立纪念碑，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们以为古马雅人是一个温和善良的民族，现在我们知道马雅人的战争是激烈持久、无休无止的。由于受到食物短缺与运输困难的限制，马雅人无法像墨西哥中部的阿兹台克以及安第斯山的印加人那样，在整个区域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
维京人在斯堪的纳维亚
当海外移民开始建立新家园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将原来的一些生活方式带过来，这种文化资本包括知识、信仰、生存方式和社会组织。对此，维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是一块荒地，便将其占为己有，如果已有人居住，维京人便很少跟他们发生联系。即使在今日的美国社会，每个新移民团体都保留了他们各自的特色。例如在我居住的洛杉矶有越南人、伊朗人、墨西哥人或埃塞俄比亚人等多个新移民群体，不同群体间的文化价值、教育水平、职业和健康都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新移民群体各自按照旧的生活方式来适应美国社会。
今日的冰岛由于丰富的鱼类资源、地热和河流水力发电，再加上不再为造船的木头发愁（现代船用金属造就），这个欧洲以前最贫穷的国家摇身一变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冰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多·拉克斯尼斯在小说《莎卡·瓦卡》借女主角之口道出如下名言：“当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生命首先是一条咸鱼。”
作者简要讲述两个成功采用由下而上管理方式的小型岛屿：新几内亚岛和蒂科皮亚岛，和一个成功采取由上而下管理方式的大型岛屿，即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现在该国的总人口占世界第八位）。在这三个案例中，共同的环境问题是滥伐森林、土壤侵蚀和土壤肥力流失。除此以外，过去许多社会也曾采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水资源不足和过度狩猎的问题。在权力呈金字塔式的大型社会，这两种管理方式可以共存。例如在美国等民主国家，既有社区范围内由下而上的管理方式，也有各级政府层面（市、郡、州和全国）的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
一般人以为，中晚期德川幕府时代日本治林成功的原因如下：爱好自然、受佛教影响尊重生命、受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几个简单的短语并不能准确地形容日本管理森林的复杂性，因为它们既不能解释德川幕府早期滥伐森林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日本大肆耗竭海洋资源，以及掠夺其他国家资源的行为。
其他原因还包括日本社会各阶层无论贵贱都意识到，长期保护森林能带来很大的好处。对贵族精英而言，幕府将军平定天下后，社会繁荣稳定，无内忧外患，他们希望自己的家族能一直统治日本，事实上，德川家族确实统治了年。因此国家和平、政治稳定，以及他们对于自己将来的自信，大大鼓励了幕府将军为国土做长远的投资和计划。
为什么共享一岛的两国在政治、经济和生态史的发展有着如此南辕北辙的差异？多米尼加和海地。
尽管环境上的差异造成了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差异，对此海地的经济付出了相对惨重的代价。另一个造成经济差异的社会因素是作为奴隶史和奴隶起义的产物，大多数海地人拥有自己的土地，凭此得以自给自足，无需政府协助发展现金作物与欧洲各国进行交易，而多米尼加却得以发展出口经济和海外贸易。近代的差异则与两位独裁者不同的抱负息息相关。楚吉洛致力于发展工业经济，建立现代化国家（尽管是为己利），而杜瓦利埃却没有这么做。这可以看作是两位独裁者不同的秉性，也折射出两个社会的差异。
中国的环境问题
至于中国的人口，两大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二、中国政府（也是现代世界中惟一）采取生育控制，从而使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到年人口增长率仅为1.3％。此外，中国的家庭户数在过去的15年里每年增长3.5％，多于同时期人口增长率的两倍。从年平均每户4.5人减少到年的3.5人，预计到年会降至2.7人。与此同时，家庭户数增加了万，增加的户数甚至超过俄罗斯总家庭户数。家庭规模缩小是由社会变化造成的，如人口老龄化、每对夫妻生养子女减少、离婚率上升、三代同堂现象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平均每户每人居住面积却增加了3倍。尽管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由于家庭户数和每户居住面积在上升，因此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也在上升。
中国人口趋势的另一特征是都市化加快。
中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目前的中国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在不断加剧的环境破坏和大力保护环境之间摇摆不定。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飞快增长的经济和一贯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摇摆的幅度比其他国家更为剧烈。其后果不仅影响到中国自身，而且将波及全世界。我在撰写本章的时候，内心起伏难平，一边为中国种种环境破坏问题忧心忡忡，一边又为政府正在大力施行的环境补救措施而欣喜若狂。中国幅员辽阔，且政府采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制定决策，其影响力势必深远重大，超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巴拉格尔。如果中国政府将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置于人口增长问题之上，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魄力和效率来实施环境保护政策，那么中国的将来必定光辉灿烂。
殖民者苦心将狐狸和兔子引进澳大利亚，现在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来弥补损失，控制这些动物的数量。引进新物种经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你抵达澳大利亚和美国时，移民局官员首先会问你有无携带任何植物、种子或动物，免得这些动植物入境后大量繁殖，造成祸害。大量的经验使我们学会预测引进新物种的潜在危险（但非每次都成功）。
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就会产生非理性行为。正如德国剧作家席勒所言：“任何人单独时都是明智理性的，当他成为群体的一员时，马上就变得盲目。”历史上有不少运用从众心理的例子：中世纪晚期，欧洲对十字军的狂热；年至年，荷兰的“郁金香热”达到顶峰；周期性爆发的吊死巫婆事件，如年的塞伦镇巫婆审判；以及年代，受纳粹宣传影响，迷失心智的疯狂人群。
能源的使用：石油、天然气开采到金属矿产开采
金属矿开采业的现状让人费解。这个产业表面看起来和我们讨论过的石油及天然气产业很像，也与煤矿业类似。这三种产业不都是从地底采掘出来的不可再生资源？没错，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所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经济和技术方面、产业本身的态度，以及大众与政府对这些产业的态度。
这本书可以结合我之前看过的《理性的乐观派》及笔记做一个理性的乐观派。作者最后对比了过去和现在，并讨论了未来的希望，称其为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我想他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更多人汲取历史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不要太悲观，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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