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汤因比环球游记

如何诊断是否是白癜风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110/5832166.html

撰文：阿诺德?汤因比

翻译：赖小婵

《东方历史评论》

年2月至年8月，汤因比夫妇在退休后进行了为期17个月，针对三大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环球旅行。

《从东方到西方：汤因比环球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年8月出版）即是他这次旅行的游记。与一般的游记不同，本书并非有关这次旅行的连续记述，而是以汤因比独特的见解和他对世界历史、地理和宗教生活的深刻理解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扫描式记述。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由出版社授权转载。

东南亚的中华潮

复辟都维持了多长时间？算一算，英国斯图尔特王朝的复辟持续了二十八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复辟是十五年；法国在印度支那复辟有八年(考虑到他们毕竟算是对付了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抵抗运动)；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复辟则根本没有维持住(未待付诸实践就已叫停取消)。所以英国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复辟又会命数几何呢？在我生平第二次穿行连接新加坡岛和马来亚陆地的长堤公路之时，这些想法纷纷涌入我的脑海。

我初次从新加坡去往柔佛是早在27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H.D.”那两个首字母所代表的意思，已然发生了彻底改变。年那时的“H.D.”是拉丁语“统治者”的缩写，也号称“吉卜林式不可战胜的西方人”。但自打我初过此地之后，同样这条堤道也见证了军事溃败之下“H.D.”的轰然垮台；国王的千军万马也无法将“大胖蛋”一劳永逸地再次扶起。他们做到了暂时把它放回原位，但是这种不牢靠的复辟能指望持续多久呢？

诚如拿破仑和过去其他穷兵黩武者一样，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改变了历史进程，受益的是他们无心之下成就的各方，并非他们自己；对于一时被囊括进短命的日本“共荣圈”的各个国家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征服者被击退之后，最终由谁来接替他们？通过向其他人种证明在亚洲和非洲帝国的西方统治者并非半神，并非像过去两个世纪那样不可战胜。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我们统统像九柱戏的木柱一样倒下了；多亏有科雷希多岛顽强的保卫战，美国人总算在一片惨败中挽回了他们的军事荣誉。三个欧洲强国都被打败，颜面尽失。只有葡萄牙人保住了澳门和东帝汶，西方的旗帜还在那儿继续飘扬。全体英军投降之后，新加坡沦陷，这是无可挽回又无法消除的一大历史事件。

年9月16日这一天，我穿越新柔长堤公路，此行有何使命？我去参加在柔佛举办的一届代表大会的首场会议，会上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团要和马来亚的马来代表团进行商谈。代表大会旨在统一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不同的马来语，推进马来语的规范化进程。团结就是力量。从东北的菲律宾一路到西南的马达加斯加，都说同属马来语的各种方言。这正是此次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语言文学大会议事日程上的基本问题。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武力征服者，不管是中亚人还是欧洲人，都是来了又去，而华人店主长久以来都只进不退，或早或晚，随店主其后而来的是中国农民。如今，我们可以观察到长流不尽的中华潮正一寸寸上涨，澹澹漫过整个东南亚。新加坡可能说得上是英国企业创建的，而今变成了华人的城市：作为未来中华“共同繁荣圈”的首府，很可能经久不衰，因为它由商业潜能所缔造，而非军事力量。那些华人店主绝非流氓暴徒，他们总是小心防卫，用铁质栅栏和活动遮板同外界隔开，集中住在“唐人街”，类似于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中的犹太人聚居区。他们始终害怕经济上不在行的东南亚人民这一方会发狂报复，他们为之服务，但与此同时也对其进行剥削。他们有焦虑不安的时候，然而他们终究立足生存下来，并且兴旺发达。他们的学校和坟冢都着眼长远，修建得宏伟壮丽，无论是对他们施行集体迫害还是制定歧视性法规，都阻挡不了这样温和徐缓却又百折不挠的中华潮涌。

越南——这个分裂的国家反共的南方这边——恐怕是东南亚各国当中受到最严峻威胁的。不久前他们通过的反华法案，让人想起西哥特人时期和中世纪时期西班牙的反犹法令。在6个月到12个月的宽限期过后，将把侨居越南的华人排除在11个特定职业从业者的范围之外，而且在该国出生的全部华人都已经正式转为越南国民。但越南这项极端的法规不也很有可能造成和西班牙一样的后果吗？在西班牙，犹太人被强迫受洗，结果是不久以后，每三个当局承认的西班牙大主教和大公中就有一个人秘密信奉犹太教。看来，在越南的商店零售业和规模更大一些的商业活动，可能会继续掌握在名义上是越南国民、实则是华裔的这些人手中。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者、来自日本的征服者和东南亚民族主义者都一样，我们都一直在为闷声发财的华人小商贩增加收益，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重访香港

没错，又到这里了，二十七年前在我脑海里烙下最初印记的奇景仙境。当我迈步踏上甲板时，太阳一跃而出，玩偶匣似的出现在东面的地平线上方，并旋即照亮了令我记忆犹新，由众多岛屿、陆岬和海峡组成的迷宫，以及从北面的视野中拔地而起的华南大陆群山。那般雄奇的天际线，甚至比“艾薇”龙卷风外围巨浪滔天的波峰更加参差嶙峋。

在政治舞台上，一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这些地区充满了喧嚣与动荡。年我经过香港的时候，这里已经在英国人手中持续执掌了八十七年，而中国其余各地刚在国民党统治下重新得到统一。从彼时到当下，这期间日本征服者来了又去，广东省的群山业已正式染红，垮台的港英政权又已重新确立。然而，展现在眼前的风景，看似对人类的变化反复毫无知觉。在我看来，政治色彩的变化并没有在实物上留下任何印记。

我尚未得出这个结论呢，而我们的船已经悄然穿过通往海港的东入口；一张望拐角处，便明白我显然是弄错了。在最高峰和九龙群山之间的露天圆形剧场，政治戏剧已经行之有效地通过将人口增加两倍、进而使得建筑工像海狸一样日夜苦干的办法，将这里改天换地了。上一回，我在九龙步下码头，走入一座座纠缠在一起的小山，山上无他，只有零星散布的坟冢。如今那些丘陵上覆盖着一排排公租屋，大陆部分上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组成，其中新界是指九龙界限线以北，至深圳河以南的部分，包括一些岛屿。迅猛发展的城市绵延不绝，越过界限街界限街(BoundaryRoad)，九龙半岛一条重要街道，连接深水埗区与九龙城区。那头一直到新界去，一批又一批新造的建筑最终在九龙群山的山脚下破土而出，十层或十五层高的房子，如同人类的白蚁堆。我明白，大陆上的部分现在是认不出来了，转过头来，港岛也认不得了。我记得码头边三层楼高的建筑群，带有16世纪葡萄牙风格的拱廊。今天这些过时的建筑物孑遗矗立在外表平平、线条简单的美式高楼的阴影下：公寓房、办公楼群，还有居高临下的银行。中国银行“最为高高在上”，这话并非引申义，而是原原本本的字面意思。它有心要高出边上的汇丰银行；这出无声哑剧以其意味深长的做法，有力地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续事件所带来的国际力量平衡的变化。

重访香港后续事件之一，便是大批“背井离乡”的中国人蜂拥进入这块殖民地，如此巨大的人口涌入便推动着当地的建筑师上峭壁下大海：比起我上次见到时，最高峰山脚下与港口海岸线之间狭长的围垦地带已经拓宽了两三倍。如今，海岸对水域的侵蚀在香港持续推进，同芝加哥一样迅猛；新造建筑在山脚下鳞次栉比，原本无可停车，但借由巧妙地设置从山脚到山顶的层层支撑岩架，还是赢得了立锥之地。

香港的建筑师(其中大多数是华人)已经通过解决技术问题，展开了各项工作。那些技术问题怕是会让他们活跃在世界其他大城市的同行们都望而却步。不过，摆在面前的可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已。在位于大陆上的一座新兴的纺织小镇，我参观了一个现代公寓街区，该街区是为几个因新建水库而搬迁至此的村庄兴建的，街区最高点是一座寺庙，供奉着村民的祖先，要求必须朝着原先寺庙的方向，正对隔水相望的岛上那座特定的山峰。如果达不到这一要求，那村民是不会让步的，香港短缺的供水也就无法增加。寺庙能对着村民要求的方向而又不给新城规划造成破坏吗？建筑师们设法做到了既满足城市规划当局又满足村中风水先生的要求。这是一项体现中国智慧的典型成就，也是西方模式下重铸中式生活的典型案例。这就是香港工业最基本的内容。

日本的过去与未来

“并且倒塌得很大。”浩劫发生十一年之后，这些出自《圣经》的字句回响在行走于日本的西方游客耳边。在下注意到的震天动地的大事，并非日本帝国的陨落，亦非广岛和长崎发生的原子弹爆炸。那些都是历史事件了。败亡以前，日本帝国气势汹汹地扑入了中国、菲律宾、印度支那、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在日本国土上投下两枚原子弹的这一举动，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不管是战争习俗的历史，还是人类命运的历史。然而除此之外，年在日本轰然塌下的另有其物，那便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一崩塌，至今犹回荡在这片土地上。长崎已经得以重建，倘若事先有所不知，年你根本猜不出年在此曾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日本人民经历了战前心灵世界的崩溃后，留下的精神真空依然是一片空白。你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一真空的存在，而且不禁还要猜测会由什么来填补真空。想来可以确信的是，真空肯定会得到填补，既然大自然痛恨物质上的真空，同样也痛恨精神上的。

将某种过去的宇宙观一笔勾销，迄今为止，这对于日本人民而言仍是陌生的经历，因为日本处于汲取自印度和中国源头的宗教和哲学所组成的旧世界半当中。直到现在，日本还没怎么受到犹太家族衍生的那些宗教的影响。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管渗透到何处，都总是力图要彻底清除原有影响重新来过；尽管传统宗教仪式和信仰往往总是披上伊斯兰或基督教的薄薄外衣卷土重来，但西方世界皈依这些不容异说的犹太系宗教之后，造成的思想传承上的断裂却是年以前的日本和年以前的中国从未遭受的。时至今日，在东亚摆布新艺术、新制度或者新理念一以贯之的做法，向来不是新陈代谢，而是让新旧并行不悖。东亚人并不抹去旧事物并在原地上安顿新事物，他们总是保留原有的东西，总能为新旧事物找到相应空间并排摆放起来。

举例来说，设想一下布罗姆斯格罗夫这个地方恰好位于日本而非英国。在今日英国，布罗姆斯格罗夫只不过是个地名，别无他物，甚至住在那儿的人都不会留心这个地名的词源，布罗姆斯格罗夫当今的生活也完全不会让当地居民联想到其由来。但假如布罗姆斯格罗夫恰好地处日本，地名中所记录下来的一切仍然会在今天保持活力。果园会依然矗立于此，在当今居民眼中依然神圣，以木头材质建成的当地战神布罗的神社将依然完好无损，和一千四百年前世界宗教此处指的应为基督教，公元4世纪时盛行于地中海地区并逐渐传播至全世界，影响人类历史。到来时别无二致。待到木质逐渐腐朽之际，虔诚的人会逐一更换木材。当然，如今和这座远古神社比肩而立的，会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堂——或者更准确点，是中古的佛教寺院，假如我们要想象布罗姆斯格罗夫被移植于日本背景之中的话。但寺庙和神社和平相处，友好共存。把这一世界宗教带到布罗姆斯格罗夫的佛教传教僧人做梦也不会想要把布罗的果园砍伐殆尽或者打倒当地神明的形象(如果本来有的话)。他会告诉他的皈依者，他们的祖先神明实际上是大乘佛教众多神明中一个小角色显灵，被提前派来为佛祖开路。古老的本土神社中的神明，会作为年轻的当地寺庙的荣誉护卫者而被赐予正式地位；神社的宫司和寺庙的主持彼此间会有很好的交情。老早以前就心照不宣地达成协议，举办宗教仪式的财务收入应该五五分成。婚礼在布罗的神社举办仪式，费用归宫司；葬礼在寺庙举行，费用归主持。异教和佛教并肩幸福地共同生活。

一百年前，日本人民的领导者决定放弃他们先辈的闭关政策，毫无保留地全盘采纳现代西方文明实用的一面，那时候他们尚未准备好放弃他们传统的精神生活。他们要如何处理这分层沉积的异教(神道教)、佛教和儒教呢？他们融合儒家伦理道德和神道教仪式，形成一种相当人为造作的新混合体，其忠诚奉献的中心要点就是崇拜天皇。古代仙人神话说日本是“神国”，永远不受侵犯，命中注定有朝一日会统治世界，这些神话都被赋予了官方学说的地位。对所谓的日本国家命运的崇拜契合了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思想倾向，在偷袭珍珠港之后的那一两年时间里，这些政治神话当中哪怕是最荒唐夸张的部分，也似乎正逐步成真。因此当军事时运急转直下之后，最终一败涂地的结局给在世的日本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强烈震动。神话被事实驳倒了。日本武装强人激怒了比他更强的人，并且终究向其低头认输。天皇本人告诉他的国民，自己并不是神。不出多少时日，整个精神世界便化作云烟。取而代之的会是什么新的精神愿景呢？这是日本人如今仍在努力解决的心灵问题。

日本的宗教前景展望

战后的日本是个耐人寻味的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在于战后世界一些主要问题正以一种尖锐的形式困扰着日本，从而凸显出了此等问题的内在性质。当今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同祖先传下来的宗教传统的联系，结果陷入了精神困境。日本深受这一世界通病之苦，而且苦痛程度之高非同一般。日本三大传统信仰——神道教、佛教和儒教——似乎都已丧失了对日本人头脑和心灵的控制。

神道教是一种原始宗教，发端自丰收崇拜，后来被征用作为某种宗教纽带，为政治上效忠于以天皇为化身的国家服务。接受过希腊和拉丁古典教育的西方人会发现，神道教在两个方面令人熟悉：对日本村民农业宗教的细致描绘，在圣奥古斯丁关于罗马宗教相应层面的著名记述中有迹可循；在年遭受到重大失势的日本国家崇拜，几乎就相当于崇拜被早期基督教会殉道者所摒弃的女神罗马和男神恺撒。作为丰收崇拜，神道教现在依然是日本水稻耕种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本，种植水稻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仪式，必须为履行仪式而进行栽种，无论水稻是否恰好是当地所耕种的最有利可图的作物。只要日本农民还在种植水稻，表现为农业形式的神道教就会继续在村庄神社和农舍神龛中沿袭下去。然而，如今每位日本农民的儿女们多数不得不离开田地，到城市里谋求生计——或者谋得半份生计。年复一年，日本农夫的人数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农夫变成城市劳工后，其农业宗教的习俗很快就终止了。因此，在将来越发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日本，农业神道教前景并不看好。

政治上的神道教更是已经严重丧失信誉；它同将日本带入年灾难的政权联系密切。不过，即便没有导致日本人民遭受这一巨大不幸，政治神道教恐怕也会发现自己难以为继。神道教自身的神话同现代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一旦日本就现代科学开启了心智，时过境迁，它也几乎无法保持其政治理念和设想一直封存在陈旧的防水舱里与世隔绝。确实，要不是政治神道教成为了牢不可破的国家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不可能在19世纪日本人接受现代文明之后，还能将这一意识形态强加到日本人民头上。年明治维新后，这个旧传统被修葺一新，但新版本充其量也不过是仿造的产物。不管怎样，传统——任其真实也好，虚假也罢，到了年就给打破了；现在看来也不大可能不动声色就重新建立起来。

政治神道教的垮台也损害了儒教，因为政治神道教在伦理上其实上是披着日本外衣的儒教。儒教谆谆教导的，是对家庭长辈无条件的绝对服从，特别是对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以及作为国家大家庭之主的天皇的绝对服从。在年陡然走向灾难尽头的日本历史那段时期里，被用于政治神道教的儒家道德准则要求个人做出牺牲。当事态的发展证明所做的牺牲原来徒劳无用、那样的意识形态只是谎言时，个人开始主张起自己的人权来，这实属日本千年历史上的头一回。他要求为自己而活，追寻个人幸福。对个人主义的这一反应目前或许过为已甚，但这是正常健康的反应，即便摆锤再荡回来，也无法再达到年以前的位置了。一家之主，不管是日本家庭的还是国家的，都无法再被敬若半神。将来日本家庭的凝聚力量，并非来自传统习俗的职责准则，而是自然的情感因素。家庭中心人物和焦点将不是父亲，而是母亲。

在日本，佛教的前景可能有望光明一些。和基督教不同，佛教是个理性的哲学体系，完全可以和现代科学观念取得一致。这可是超过半个锡兰和几乎全部缅甸、暹罗、柬埔寨、中国西藏和蒙古的信仰；同时也是中国、越南、朝鲜以及日本的主要信仰之一。日本部分地区已经信仰佛教达一千四百年了(比英国信奉基督教的历史要长得多)。日本的寺庙数不胜数，每户家庭都和其中的某一座形成固定关系。另一方面看，在年明治维新神道教改头换面之后，佛教正式和政治神道教脱离了关系。因此，年明治意识形态陨落时，佛教并没有直接受到牵连。佛教能否填补神道教神话和儒家伦理道德崩塌产生的精神真空呢？出人意料的是，除了一小部分人沿袭禅宗学派的精神戒律外，佛教在当今日本无足轻重。过去这一千四百年来，佛教理念已经塑造了日本人的精神，但这一过程是潜移默化的。在当今日本人的生活中，佛教的实际作用在于举行佛教葬礼，超度亡灵离开现世。这一做法至今依然是惯例。日本的不可知论者宗教怀疑论者，认为人不可能知道经验现象以外任何事物的存在，认为上帝存在与否是不可知的。会在举办完佛教丧葬仪式后进行火化，就像西方的不可知论者会以基督教葬礼下葬一样。不过这是笼统宽泛的概括，数量不算太多。如今日本的佛教并未提供日本人民渴望得到的精神食粮。

他们的精神渴求表露在许多新生教派的兴起。据说现在有种新生教派，尽管日本并非富裕的国家，但是所有教派似乎都在财务方面蒸蒸日上。人数最众、最热心活跃的支持者是中产阶级妇女，许多教派的创始人也都是妇女。最悠久、最值得注意的是天理教(“天国的宗教”)，这一教派的女创始人早在19世纪末就已宣扬她的福音。此举发生在日本再次正式向西方势力打开国门之后不久，天理教相信一位全能的造物主之神可谓意义重大。我们可以猜测，这一信仰的起源，不管多么遥远，可以追溯自基督教。我们还可以猜测，这个一神教信仰成了天理教大获成功的秘诀，因为在此我们有了佛教所无法提供的特别之处。

那么，在如今苦苦挣扎等待着获得新生的日本，基督教本身的前景如何呢？今天，日本的基督教徒占据了显赫的位置，但是，当然了，他们无非是一小支少数派，似乎不大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进一步皈依。与此同时，似乎基督教的精神正渗入日本人的生活，开始逐步取代或改变佛教的传统影响。在心灵的意识表层，目前的痛苦摸索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不过在心灵深处，在潜意识的层面上，日本人民或许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粮。”《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中，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印度新版图

世人皆知，印度次大陆的地图于年骤然变换了颜色。那一年，地图上人们熟悉的英属印度帝国清一色大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错综复杂的三色新图案。三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印度联邦、巴基斯坦和缅甸，以本土继任者的面貌登场，接替了过去几百年来地球表面那块惹人注目的红色所代表的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这一点几乎已是常识，但年发生的巨大变革带来的种种影响，在次大陆之外，或许就不那么为人熟知了。至少我原本没有意识到，直至我人在印度土地上以后方才有所体会。

新旧地图之间的差别可一言以蔽之：旧地图不像表面看似的那样不合理，而印度联邦、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新地图也不像表面看似的那样合理。

没错，英属印度帝国的旧地图成为文物了。旧地图是化石般的记录，记载了莫卧儿王朝统治败落到英国统治建立那段政权更迭过渡期当中，权力争夺最后阶段的状况。英国统治下的领地和自治的印度土邦之间的分界线属于外交和战争机缘巧合之下的产物。边界划分得极为复杂，产生的行政图和所有的自然分界线都有所交错。行政单位既不符合语言区域，也和经济地区不一致。讲同一种语言的人被分隔在若干不同的行政区域内，反过来，一个管区或者藩邦内又包含若干不同的语言区域。内部边界还穿越了铁路和公路。简而言之，要是当初对待这些旧日英属印度的内部边界也像现在对待新边界那样认真当回事的话，印度次大陆恐怕要窒息而亡了。然而，对于昨日印度而言，万幸的是，过去内部边界无从破坏次大陆至关重要的整体统一，当时致力保障团结一体的各方力量都很强势。印度教和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压倒了所有语言和种族上的差异，英国的统治也提供了一些现代的统一力量：共同的军队，共同的行政部门，以英语为形式的通用语，多种交通方式构成的整体网络。英国的统治没有赋予次大陆居民以民族独立的恩惠，但倒是保护他们免受了像东欧和西亚那样为民族独立所付出代价的深重灾难。既然年印度次大陆的历史已经转向了东欧的道路，今天的问题在于：在这条悲剧的道路上，印度和巴基斯坦会给推动着走多远呢？

英属印度帝国分治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由此产生了新的错综相交的边境，和英国统治时期的内部边界一样相当不合情理，但又比过去那些边界要危害百倍，因为新的疆界不同于旧日边界，已经建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最深受其害的当属旁遮普和孟加拉两个地区。在这里，两个语言区域被新的界线分割开来，不许穿越，这些界线同样也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东孟加拉与其固有的都会加尔各答被隔绝开来，作为少数族群的印度教徒原先经营着东孟加拉商业生活，如今在分界线以西成了难民。至于旁遮普，该省的繁荣富足取决于统一调配的控水系统，结果分治以后就无法实现了。

为了补偿新疆界的不合理之处，印度联邦已经在着手合理划分其内部的边界。在过去这十年中，南方的行政地图已经修正为与当地的语言区域相符了。这一变革始于原马德拉斯管区东北角讲泰卢固语人群的呼吁。他们要求单独成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安得拉邦，这项最先提出的要求一经允许，整个南方不可避免地就该进行重组，按照达罗毗荼人四种语言的区域来划分。这样重划行政地图的做法合乎情理，但正如欧洲的悲剧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也是一个危险重重的策略。语言民族主义是一股制造分裂、易于引爆的力量，印度的聪明头脑们似乎对此项合理的行政改革的影响存有疑虑。他们怕身为泰米尔人、安得拉人、喀拉拉人或者卡纳拉人的本土意识会严重削弱作为印度人的整体意识，那可是过去共同的印度教文化和致力统一的英国统治所合力培养出来的。东欧的现代历史肯定给印度的这些担心忧虑提供了依据。讲泰卢固语的印度人会不会在马德拉斯变成半个外国人？讲泰米尔语的印度人会不会在班加罗尔变成半个外国人呢？

地图绘制新进程中的关键症结，便是孟买城。由于孟买是印度的经济之都——在印度合二为一的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这座城市的命运走向事关重大。可是如何处理一座大城市呢？城里的劳力是马哈拉施特拉人，而资本掌握在古吉拉特人、帕西人和信德人手中。从地理角度而言，孟买是马哈拉施特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给并入了讲马拉地语的邦——就像马德拉斯被并入了讲泰米尔语的邦那样，那么对孟买经济繁荣所倚赖的非马哈拉施特拉人的少数族群来说，这可是个不祥之兆。古吉拉特人提出变孟买为自治的城市州，自然引起了怒不可遏的马哈拉施特拉人的强烈反对。问题最终的解决之道是，以孟买为基础，将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合并成立一个庞大的邦。这或许是在此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但这个办法又都得罪了马哈拉施特拉人和古吉拉特人；印度行政历史上暴风骤雨般的这一幕显示了在语言分界线上重定行政区域政策的局限之处。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正式结束后，正如此前莫卧儿王朝统治的清盘告终一样，随之而来的是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当今的获胜之质既非马拉地人的骁勇善战，也非孟加拉人的生花妙笔，尽管在18世纪这样的资质为两族人民赢得了财富。20世纪的赢家是商业意识浓厚的古吉拉特人。古吉拉特的实业家其实是英国老爷的主要继承人；孟加拉因分治而折断双翼，或许只能听命于地位失势。但生性老练手段高明、往昔政治辉煌难以磨灭的马哈拉施特拉人呢？想想希瓦吉、戈卡莱和提拉克吧！他们的后裔会听任自己成为古吉拉特人的奴隶吗？今天，马哈拉施特拉人来势汹汹，到底忿忿难平。我敢大胆预言，不久就会听到他们的新消息了。

角力次大陆

对于经由南美和南亚环游世界的历史学家而言，印度是旅行途中最至关重要、最耐人寻味的国家。之所以至关重要，首先是因为印度的人口规模，除中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在一个国家容纳了如此众多的人。作为人类整体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人民举足轻重，他们的命运便是人类普遍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luncar.com/gjqh/73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