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内容：《生死民主》第五章和第六章
时间：年5月7日（周一）下午14:00-17:00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圣马丁学苑”
主持人：谭道明
参会书友：欧阳俊、周睿志、鲁志浩、姜阳等。
记录人：谭道明
年5月7日下午，“真读书”读书会在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圣马丁学苑”举行了第三期活动。来自中国社科院拉美所、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单位的书友参加了本期读书会。本期读书会的内容是学习和讨论《生死民主》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内容。谭道明和周睿志分别综述了这两章，各位书友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第五章强人的民主”
本章的英文题目是“CaudilloDemocracy”，译为“考迪罗的民主”更准确一些。“考迪罗”是只有拉美这片土地才会孕育出来的政治人物。与一般的“强人”比如中国民国时期的军阀不同，拉美的考迪罗们集军阀、大庄园主和教会三位一体，在19世纪长期盘踞拉美不同地区，对地区政经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即使20世纪以降，在拉美一些民粹主义者那里，我们仍然依稀可见当年考迪罗的影子。
基恩观察到，有拉美特色的民主的最初形式是考迪罗的民主，即代议制民主与考迪罗相结合。19世纪拉美的独立革命是拿破仑大军入侵伊比利亚半岛这一意外事件的结果。西班牙本土保王党的“中央政务委员会”在本土与殖民地之间代表名额分配和选举方面的不公正，导致殖民地精英离心离德。（第-页）年西班牙加的斯共和革命进一步推动西属美洲疏远宗主国。由于这是一场“意想不到的革命”（第页），拉美当地精英并没有为独立、建国和立制作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在此之前也没有经历欧洲那样的启蒙运动。因此，独立后的西属美国各国面临权力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双重“真空”。
“制度真空”由代议制民主填补。西属美洲的克里奥尔精英要共和国，不要君主国。要美式共和国，不要法国式的大革命。玻利瓦尔在巴黎见识过拿破仑称帝，此后坚决拒绝做“美洲的拿破仑”。他称得上当时精英中的立宪派，每攻克一国，总是要先立宪。撇开巴西不谈，西属美洲除墨西哥搞过两次短暂的君主制实验外，其他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清一色的共和政体。要知道当时的欧洲和亚洲都还是君主国的天下。也许就像玻利瓦尔所言：美洲大陆需要的是建立在“人民主权、三权分立、公民自由、废奴、废除君主和特权”原则上的“共和政府”。（第页）基恩高度肯定西属美洲克里奥尔精英进行的共和民主实践：“拉美的宪政革命却完全是拉美土生土长的实践。它证明，拉美是大西洋宪法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处于领先地位的那一部分。”（第页）他还引用玻利瓦尔使用的隐喻，称之为是“在海水中犁田”。
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们迅速填补了君主制崩溃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解放者们退出舞台后，这些考迪罗互相攻伐，经过残酷斗争，最强者攫取了最高权力。他们借助代议制政府这一最佳掩饰，实行“扭曲的共和式寡头统治”（第页）。著名的有墨西哥的桑塔·安纳，阿根廷的基罗加和罗萨斯，等等。在整个19世纪，“考迪罗”通常就像是共和国的新国王——仿佛他们头上都有一顶大众授予的隐形王冠。玻利瓦尔如是说：“我们选举君主，然后称之为总统。”（第页）
19世纪拉美考迪罗的民主面临两大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是正式的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鸿沟。正式制度是当时世界领先的立宪民主体制，但非正式制度的逻辑却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因此，在19世纪的拉美，在考迪罗政治和代议制政府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第页）文明与野蛮，难解难分。第二个是“人民”形象在抽象与现实中的巨大鸿沟。拉美的代议政府完全建立在想象的“人民”基础上。（第页）考迪罗们把“人民”挂在嘴上，但他们说的是抽象的“人民”。这些考迪罗们对现实中的人民不屑一顾：“真正”的人民还没有出生呢！（第页）“人民”需要受教育，要被驯服，需要接受考迪罗们的领导。这种对“人民”的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拉美一批批的民粹主义者。
基恩并没有像一些欧洲中心论者那样全盘否定拉美代议制民主的上述实践。因为，他认为，代议民主的自腐败可以扭转，考迪罗政府可以打破，可以被民主化。（第页）墨西哥革命初期的民主派马德罗就试图改造强人民主。阿根廷总统佩尼亚年立法确立匿名投票、强制投票和男性普选权，对强人政治是一个沉重打击。阿根廷人乌塞蒂赫发明了指纹鉴定技术，旨在防止考迪罗们进行选举欺诈。
拉美一些国家通过强化代议制民主机制，以此为路径消灭“考迪罗民主”。（第页）基恩以乌拉圭为例，证明考迪罗也是一胎九种。既有野蛮考迪罗，也有文明考迪罗。考迪罗阿蒂加斯就被称作“自由民的保护者”。红党总统巴特列·奥多涅斯锐意推动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改革，使乌拉圭成为民主实验场。巴特列推动政教分离，废除死刑，引进劳工改革。他还探索以“九人合议行政委员会”取代总统制，力主实行“双选同步投票”，创立选举法院。
乌拉圭、阿根廷等国在代议制民主方面的创新，表明代议制民主的进步不是从中心向外放射的过程，不是欧洲送给世界的礼物。（第页）对现行民主体制不满，并不意味着就要进行暴力革命，渐进式改革更加务实，更具可行性。民主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深化民主得到解决。
二、“第六章欧洲人的坟场”
源于东方的民主与源于欧洲的代议制结合成了代议制民主。欧洲是代议制民主的故乡，但也几乎成为它的坟场，差点将其彻底埋葬。
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三个“欧洲”。（第-页）西欧以英国为代表，直到17世纪才形成绝对君主制，但地方自治、代议机制和公民自由从未彻底消失。也因此，西欧的绝对主义体制相对短命。东欧以俄国为代表，绝对君权发展早，延续时间长，对政治和社会的压制也更沉重。中欧的绝对主义国家，如波兰－立陶宛王国、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呈现东西方特色的混合。这些国家的代议制和民主根基均较浅，但存在西欧式的政治制度。
代议制民主实践最早发生于西欧的低地国家，并不偶然。荷兰的代议制民主实验虽然失败，但将“民主党人”（democrat，年代出现）这个新造的词汇传遍整个欧洲。法国大革命爆发，很快陷入恐怖统治，被埃德蒙·伯克称为“地狱的蒸馏器”。（第页）罗伯斯庇尔是史上第一位民主暴君，比阿根廷的罗萨斯还要早几十年。法国征服者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依仗武力播种民主，反而制造仇恨和抵制，强化了欧洲的专制。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革命完全没有能够实现它声称的目标，但也有惊喜——引发了西属美洲君主制帝国的垮台。
一个悖论是，没被法国征服的英国最愿意接受法国革命所宣扬的那些民主诉求，但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年改革法案》迫使贵族与新兴中产阶层分享政治权力。基恩发现，代议民主也存在一个“边缘创新律”：重大的制度创新往往不是起源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区，而来自权力薄弱的边缘地带。比如，作为英帝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居民们最早发明了比例代表制，还有新式的匿名投票制度（现在被称作澳大利亚投票制）。在南太平洋一个叫皮特凯恩的小岛上，年，妇女首次获得了普选权。
如果说，奴隶制是美国代议制民主最危险的敌人，那么，民族主义成为欧洲代议制民主最危险的敌人。基恩肯定了民族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民族认同没有固定的边界，它容忍差异，向不同生活方式开放。（第页）但民族主义完全不同。它坚决消灭世界的复杂性，具有撞击世界、一往无前粉碎或压倒所有障碍物的冲动，只要“民族”需要，它迫不及待要手刃仇敌。民族主义有一套极端反民主的“语法规范”，将所有他人一律视为一个“他者”。（第页）总之，民族主义以及其不可救药的傲慢，是对代议民主的永久威胁。（第页）
三、其他讨论
除了第四章将caudillo译为“强人”不够准确外，第五章将absolutiststate译为“专制国家”也不合适，应该译为“绝对主义国家”。绝对主义与专制主义都是一种中央集权君主制，但二者有很大不同。绝对主义，absolutism，是在欧洲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为封建主义通常体现为分裂和分散，所以在其后发展的欧洲中央集权体制就被称作绝对主义。但与绝对主义不同，专制主义，despotism，通常特指东方专制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二者作了明确区分。（可以参见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关于拉美革命的起因，姜阳补充了一个与基恩不同的观点。在《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海地的黑人奴隶起义令整个地区的克里奥尔人深感恐惧，进而促使他们寻求独立自保。
周睿志认为，拉美缺乏强烈的民族主义，所以国家一直在民主宪政体制内挣扎。这套体制既无法引领拉美各国进行深入的国家整合，又无法促进各国有序民主化。强人是民主宪政体制在拉美语境中的一种特产。
欧阳俊和鲁志浩也评论了拉美的考迪罗民主。
四、欢迎参加第四期读书会！温馨提示
研读内容：《生死民主》第七章“菩提树下”和第八章“沧海桑田”
时间：年5月21日（周一）下午14:00-17:00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圣马丁学苑”
主持人：谭道明
参加人：虚位以待，要求带上书本并看过这两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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