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皮特凯恩岛 > 自然资源 > 当法律缺席的时候,正义还有没有容身之处保
当前位置： 皮特凯恩岛 > 自然资源 > 当法律缺席的时候,正义还有没有容身之处保
楔子
我们是否真的如霍布斯推定的那样，注定需要与政府法律共存？政府法律的出现，是真正帮助人类实现了自我救赎，还是在人们之间设置了隔阂，楔入了自私，使得人与人的合作渐行渐远？英语世界首屈一指的刑法学家、备受常春藤学子爱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保罗·罗宾逊，通过铁丝网内的囚徒、坠机幸存者、淘金者、因纽特人、麻风病患、嬉皮士等一系列法外生存的自然实验中惊人的共性，向世人证明：我们既非霍布斯笔下的自私恶魔，也非无私天使！
Lesson1人性
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又对我们做了什么？
插图
达豪集中营中羸弱的囚徒，年
美国有超过10万条刑事法律规范。每个州都制定了自己的刑事成文法，条文数量基本都在条左右。在此之上，还存在条文达条以上的联邦刑法，及成千上万涉及联邦刑事犯罪的行政规范据估计数量超过30万条。因为立法机关酷爱通过与犯罪相关的立法规范，导致美国刑事成文法数量与日俱增。实际上，在某些州，还出现了变本加厉的趋势，每年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刑事成文法获得立法通过。可以说，目前的美国人，堪称有史以来最受法律控制的一群人。但是，大肆刑事立法，根本无法根除犯罪，甚至无法将其限缩为一个小问题。美国每年发生约万起犯罪，其中约万件属于暴力犯罪。而美国并非唯一尝到当代法律有效性相对有限这一苦果的国家。
如果能够珍视并发展在塞伦盖蒂平原上出现的那种人类合作的本质，而不是试图清楚霍布斯式人性中的恶质，政府法律是否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政府法律的根本目标应该为何：是限制、改良人性，还是以人性为基础对其发扬光大？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人类的共性是什么。
Lesson2合作
麻风病人与海盗
插图
描绘违反帮规的海盗走调班的版画，年
谁能想到实施民主化的的海盗船可以捕获更多的战利品？更有可能的解释是，自行其是的海盗，基于人类天性的缺省状态，选择彼此合作。
不可否认，人类超越自身，寻求更大组织或团体认同感的倾向，引发了诸多悲惨后果。人类历史上基于宗教、国别、种族认同爆发的战争与冲突，比比皆是。但这种倾向同样可以成为替人类谋求福祉的强大动力。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倾向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当中，人类成为最终胜出的物种。
在当代社会，还可以用其说明，民主的崛起，以及人类生存条件的持续改善，都是团体合作所具有的效率及创造性的结果。人类虽不是无私的天使，但也绝对不是霍布斯笔下邪恶的魂灵。相反，我们生来就具备与他人合作的天性。无之，人类这个物种就将灭亡；有之，人类各项事业将受益无穷。
Lesson3惩罚
“落城”与乌托邦聚落
插图
享受暖阳的“黑熊农场”社员，年
惩罚并非人类的发明。他们只是发展并完善了跟原始人类得以成功进化的合作行为类似的某种更为原始的内在形态而已。只要在特定群组里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就一定能够发现同时还存在对于违反该群体重要规范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机制——无论这些规范是否与继续合作存在实质关联。
对于该群组而言，合作越重要，其对惩罚机制的坚持越深化。通过合作，人类这个物种最终取得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对于惩罚的执着也就变得顺理成章。无论是“落城”聚落的出现，还是后来“黑熊农场”“托尔斯泰农场”的创建，抑或任何其他人类团体，我们当然可以自由探索所有类型的生活方式，但却无法规避基本的人性。虽然可以天马行空地提出精神自由、性自由、简单生活等各种颇具创造性的概念或想法，但请注意，如果不惩罚违反重要社会合作规范的人，这些概念或想法都将幻灭。
Lesson4正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旧金山与加州淘金潮
插图
在加州萨特溪SutterCreek水闸处劳作的淘金者，年
惩罚，虽然是构成人类成功根基的社会合作效应的关键，但是，需要用来维持社会合作的并不是惩罚，而是正义。
淘金客，以及旧金山居民的经验，完美诠释了那幅似曾相识的图景：在政府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人们将自发组织起来，制定自己的行为规范，并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制。这种共同规范可能涵盖复杂甚至十分细致的问题，例如之前提到的淘金客想办法让溪流改道，从而在河底淘金的群体原则；或因伤暂时无法参与淘金劳动的搭档应享受待遇的行为规范。以上经验亦证明了某种新原则，亦即，人们珍视正义的重要性。
人类践行正义的旨趣，乃是代代发展出来的天生性格特征，业已成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对此加以“再教育”，即便不是毫无希望，也将难度太大、成本太高。人类追求正义的本性如此根深蒂固，除非使用民主体制无法容忍的强制灌输，否则根本无法撼动。
Lesson5不公
“巴达维亚号”船难与“阿提卡暴动”
插图
描绘哗变者围攻“巴达维亚号”船难幸存者的版画，年
虽然人类内心对于正当惩罚的预期属于天生的生物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任由内心欲望引领我们前行。
“巴达维亚号”船难与“阿卡提暴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即便在极端的状况下，很多群体依然很少或根本无法改变自身践行正义、避免不公的本性。如此一来，很难认定人的正义直觉，像某些学者及政策制定者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延展性”和“可塑性”。相反，为社会制定大政方针的人，一定不要错误地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对于大众的正义直觉加以“教化”。某些正义的直觉与生俱来，因此社会的组织者们需要学会对之加以接受，而非抗争。
人类的正义直觉，并不简约，更不模糊。简言之，就是和可责性较低的行为人相比，可责性较高的行为人，该当更为苛重的惩罚。在判断可责性的相对轻重时，人们会对不同案件进行微妙的界分，因此需要一个谱系颇为广阔的惩罚幅度，以容纳、表达其所发现的不同区分。
事实证明，建构起某种具备如此多有效格差，从而足以表达人们进行的复杂区分的惩罚幅度，多少有些困难。也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看来，一周与一周零一天，或许差别很大，但一年与一年零一天之间的差别，却并非如此之大。随着惩罚幅度的增加，不同形式惩罚之间有意义的格差，也会随之变大。
因此，在刑罚谱系当中，就开始充斥人们认为应当加以界分的不同案件。每个案件最终都在这个谱系当中寻找到了自己特定的立足点，并对应着一个特定数量的惩罚。这绝非案件事实与惩罚程度之间存在任何神奇关联的结果。相反，每个案件所对应的惩罚，都是在与其他所有案件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相对位置关系。
改革者必须尊重人们避免不公的自然天性，而不能事先埋下不公的规则，推定大家会十分简单地对此加以适应，并最终接受其为正当。不正不义绝对不会褪色——相反，只会积怨成灾。
Lesson6生存
威廉王岛上的因纽特人与皮特凯恩岛上的反叛者
插图
年，牙买加政府宣布南妮女王为国家女英雄，她的画像也被印在该国元纸币上面
某些时候，对于特定人群而言，只能在正义与生存之间作出抉择。践行正义、避免不公，可能会危及整个群体的命运。如果人类天性倾向践行正义，遵从这种直觉，是否会盲目地走入绝境？
让某个族群放弃践行正义，不仅会给其造成不便，而且会被其视为威胁到自身的生存。奈特斯利克人、逃亡黑奴以及安第斯山脉坠机事件的幸存者，从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来看，如果不在践行正义、避免不公方面进行合作，就会面临生存危机。
上述人群，也并非对未能践行正义或自身实行的非正义一无所知或无动于衷。相反，他们对此存在清楚认识，并将其判定为无论正确或错误一种自己无力抗拒而只能承受的代价。重要的问题在于，背离公平正义是一种成本，代价不菲的成本，而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当情况发生改变后，这些人群会旋即继续选择捍卫正义。
这种回归趋势的存在，非常重要。一旦某个族群养成了特定的行为惯性，在处理或无视错误行为的时候建立起定式，那么如果要改变这种习惯，势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生存压力大大减小后，奈特斯利克人在改变自身行为方式时，并未走回头路，而是选择了一种和自己的历史传统存在某些差别的更为公正的行为范式，这种转变是内在自发，而非外界强加的。质言之，即使在早期实践当中，他们也具备某些无法表达的正义天性。靠着这种天性，他们才能渡过难关。
偶尔出现的背离正义，事实上是对于社群坚持正义的有益的深层次表达。在生存危机消除后重拾正义的范式，更表明必须用危机的严重程度来为背离正义提供正当性。而这种循环往复则证明，在缺乏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应当尊崇正义。
Lesson7毁灭
战俘营与地狱船
插图
年，弗朗索瓦·雷纳尔因为病重无法自救，只能将自己绑在船长的身上泅渡，当两个人就要沉入海底时，海员埃里克·麦克拉伦纵身跳入怒海，拯救了这两个人
人性或许倾向合作，但这个世界同样充斥着截然相反的图景。战争和冲突有增无减——对人类具备合作本质的描述构成了明显的挑战。
“格莱夫顿号”上的船员，与“英弗考尔德号”的船员，在相同的时间，被困在相同的地点，面临相同的境遇，但“英弗考尔德号”的二十五名船员中，只有三人最终生还，而“格莱夫顿号”的幸存船员却通过自救，最终全部逃出生天。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条件的苦难，反而会促进，而不是削弱合作。威廉王岛上的因纽特人与皮特凯恩岛上的反叛者的事例说明，对于实现共同目标的渴望，可以帮助特定人群避免威胁合作的不利因素。淘金客如果缺乏集体合作，根本无从开展作业，如果不具备杜绝窃盗行为的可执行规矩，就根本无法将自己的财物在无人照管的情况下留在营地。如果没有合作行为，海盗船员无法挑战自己的目标掳掠战利品船舶，大篷车队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计划穿越危机四伏的原野。某些时候，所谓共同的事业可能非常简单，就像因纽特人、日本人抓获的战俘、逃亡黑奴或船难幸存者等面对致命威胁时那样——求生。
威廉王岛上的因纽特人与皮特凯恩岛上的反叛者的事例还告诉我们：值得信赖的领导将赢得支持、尊重、帮助与默认，会让大家都将集体的目标当做自己的目标；指挥不当，或者背离大众利益或目标的领导，则马上招致抗争与不满。这对于任何构建刑事司法体制——当代政府试图控制其社会成员互动关系的最基本层次机制——的人来说都算得上根本教训。与社群正义感相悖的刑法，只会马上遭到反对与抵制。只有赢得适用对象信赖的法律，才能获得服从与遵守。
Lesson8信任
美国的禁酒运动
插图
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约翰·利奇，画面右侧居中，在禁酒高潮期的一次突袭行动后，监督下属将酒倒入下水道，年
道德可信度较高的刑法，可以兼具“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效应。很多人会为了避免罪犯的标签，防止个人及社会关系因此受害，不去触犯刑法。但如果丧失道德可信度，那么整个刑事司法体制就会因为不具道德权威性而不再为人所信赖。
美国开展的禁酒运动，因为其公开的“伪善”——将大多数人认为不该谴责的行为加以犯罪化，同时对于本应严惩的腐败及相关犯罪却视而不见——削弱了自身刑事司法体制的可信性。考虑到人性本质，刑事司法体制可信性的降低，引发破坏性后果并不难理解。普通人见证践行正义、避免不公本身十分重要，这一点，并不后天习得的某种温和倾向，而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人们甚至宁可自我牺牲也要坚决捍卫。
一个有效的体制，不能仅仅压制或剥夺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可能，还必须在社会中大肆鼓吹能够帮助人们内化规范，或者通过社会效果影响其行为的方方面面。一个成功的刑事司法体制，必须考虑自身对体制形成、运营所依靠的所有人证人、受害人、警官、陪审员、官员甚至选民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人是因为尊重体制而遵从其所设定的规范，抑或自认为有理由抵制、破坏甚至排除该体制？
Lesson9苛责
睡成重罪谋杀，骗成终身监禁
插图
瑞安·霍利，他的母亲西尔维娅·加内特，以及她的再婚对象加内特在年的婚礼上，隔天，悲剧发生
一个刑事司法体制，怎么可以在明知社会大众认为拉梅尔仅仅该当三年监禁的情况下，非要对其适用终身监禁？虽然在一般人眼中，拉梅尔的罪行类似从别人家偷了一台微波炉，但却接受了宛如谋杀犯般的刑罚处遇。一言以蔽之，这样的刑事司法体制名存实亡，反倒沦为了预防性监禁的遮羞布。在量刑时，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人的道德可责性，转而白癜风治疗有效的方法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爱心大使
转载请注明：http://www.yingluncar.com/zrzy/4584.html
